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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提出背景
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公众对于电视暴力影响的关注，国家暴力起因与防治委员会开始对电视暴力内容进行分析，并将其与现实世界对比。格伯纳的电视内容分析为培养分析奠定基础。
二、理论提出（概念）
“培养分析理论”是由格伯纳和格罗斯于1976年提出的。他们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大众传媒所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对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世界发挥着巨大影响，由于大众传媒的某些倾向性，人们在心目中描绘的“现实”与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间正在出现很大的偏离。同时，这种影响不是短期的，而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培养”的过程，它在不知不觉中制约着人们的现实观。
三、理论特征
（一）培养分析理论主要关注商业体制下电视对观众的影响。
（二）对格伯纳而言，电视的巨大影响主要来自于它的故事化叙事手法。故事不仅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样貌，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如何做。
（三）培养分析并不关注单条信息的影响，而是考察整个讯息系统中重复出现的、稳定的内容模式的宏观影响。
（四）该理论认为，电视最大的效果不是令人们的态度和行为发生变化而是使它们保持稳定。
（五）该理论不否定观众的主动选择能力，但认为由于讯息系统长期积累的培养，要摆脱其影响是不可能的。
（六）培养分析考察的是电视对受众现实感知的影响。该理论虽然并不认为电视的强大力量不可抗拒，但认为它在塑造我们关于现实的共同观念上确有累积的影响。
（七）培养理论是一个关于社会控制的理论。它认为社会精英通过大众媒体故事中隐藏的同质化信息使受众潜移默化地接受由统治者定义的世界（大众媒介利用象征特号制造同意）。
四、理论转向
（一）格伯纳等人从关注暴力问题转而关注更为一般意识形态、霸权和社会控制问题。认为大众传播在形成现代社会的“共识”方面具有强大力量。
（二）格伯纳认为，电视通过主流化所实施的社会控制是使用讲故事的方式进行的，叙事是主流化的关键。
（三）他还提出构成文化环境的“故事”具有三种功能：1、揭示事物进展，并让受会接受其教育；2、描述事情是什么；3、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提示我们受何种价值和选择。（例如广告）
五、文化指标研究
文化指标研究(cultural indicators)（20th60s开始）（培养理论是文化指标研究的一个内容）“我们需要一个量化指标来衡量国家文化状况。”培养分析从最初的暴力问题转向了社会性别、老年人刻板印象、教育等领域。
（一）体制过程分析
（二）讯息系统分析
（三）培养分析
附加研究
（一）文化指标研究
（二）新闻折射假说（接触地方新闻内容可能会影响到对罪行等问题的理解，因为这些问题有高度的可感觉的现实性与接近性。）
（三）电视3B理论
六、主流化和共鸣[1]
（一）主流化
格伯纳在研究中提出了主流化的概念，指的是向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精英所设定的意识形态靠拢，是便于顺利统治而制造的“主流”。根据格伯纳的研究，在电视的主流化过程中，不是简单地把不同群体向他们的中间位置拉近，而是共同向着更保守的方向运动。
（二）共鸣（resonance）
格伯纳提出共鸣（resonance）概念，即受众在电视节目中得到的印象一旦在现实中得到印证（很可能是偶然的或非随机抽样），就像“药量加倍”（double dose）一样，受众会对这一印象深信不疑，电视对受众的培养也会加倍。
七、新媒体语境下的“培养理论”[2]
在传统的“培养理论”中，格伯纳的分析对象是商业电视。那么，在新媒体语境下，就是一种对网络媒体的分析，所要比对的就是网络媒体与电视媒体之间的区别。新媒体环境下受众的互动性和参与性的提高弱化了传统电视媒体为主导的时代所构建的符号现实。虽然新媒体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由传统媒体所构建的虚拟世界，但是培养理论的某些潜在规则在新媒体语境下仍然适用。因为当下用户无时无刻不生活在由传媒所构建的虚拟现实和媒介化社会中。
（一）新媒体背景下培养理论的继承与挑战
万物皆媒的时代使人们不再依赖于从电视中获取和感知信息，同时社会化媒体使受众随时随地寻求碎片化的多元内容，传统的电视内容传播由固化走向离散化。新媒介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媒介使用方式和用户体验的变迁、传播方式的变革，使得早期“培养理论”强调的电视对人们现实观与社会观的主流化作用需要重新审视。
1.新媒体环境下培养理论的体现
风险社会下人们仍然需要通过媒介对外部环境进行判断，媒介也可以在互动中建构用户对拟态环境的认知，发挥其议程设置的作用。因此培养理论的基本前提依然成立，新媒体环境下媒介的涵化效果依然存在。
2.新媒体环境下培养理论正在削弱
（1）碎片化信息环境难以形成共识
新媒体环境下的信息环境更加碎片化，一方面，多数新媒体平台中的信息呈现以简短的文字、图片和短视频为主，这种观看逻辑下传播的信息本身是碎片化、多元化的。另一方面，由于平台算法推送机制的存在，受众群体被其中每个人的个性化需求细分为一个个独立的社群，这种分众化趋势也产生了多种碎片化定制信息。这种新媒体环境下的碎片化传播语境让公众难以构建社会共识。
（2）话语权下放使受众主动性增强
个性化传播的新媒体时代，受众的选择性提高，可接触的媒体内容也增多，受众的主动性极大增强，对媒介的解读也就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另外，新时代的受众不再一味被动地接受大众传媒所传递的信息，受众的批判意识增强，媒介营造的“象征世界”未必会对受众的“主观世界”产生影响。
（二）培养理论的适用性
信息爆炸和风险社会的当下，人们需要有人或机构来对外部信息环境进行判断和筛选，即人类始终处在“符号世界”中，不论这种符号是由谁来构建的。同时，智能化媒体环境下，媒体符号泛在化，万物皆媒的时代来临，媒体无处不在，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媒体也以更隐蔽的方式来建立拟态环境。
（三）培养理论的新发展
1.格伯纳的进一步研究
为了阐明电视在整个文化体系中的中介作用，格伯纳把培养研究纳入一个雄心勃勃的研究计划——文化指标项目。所谓文化指标（cultural indicators），是和经济、社会指标相比较而言的。格伯纳认为，除了衡量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各种指标以外，我们还需要一个量化指标来衡量国家的文化状况。由于电视是美国最普及的文化代理人和最显著的文化象征符号的传播者，所以格伯纳将电视节目内容的衡量及其影响的评估作为文化指标的主要依据。文化指标的研究涉及三个研究项目：（1）体制过程分析；（2）讯息系统分析；（3）培养分析。
在随后的研究中，格伯纳又提出了“主流化”与“共鸣”的概念。
格伯纳认为，电视通过主流化所实施的社会控制是使用讲故事的方式进行的，“叙事”是主流化的关键因素。电视中的故事是对现实的“表征”，故事就像是一个藏有意识形态的特洛伊木马，我们对现实世界的“知识”，至少有相当部分来自这种象征符号。构成文化环境的故事有三种功能：（1）揭示事情如何进展；（2）描述事情是什么；（3）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做。
2.新发展
近年来，培养效果分为了两种变量：
（1）第一级信念（first-order beliefs）：观众对外在事物的信念。
（2）第二级信念（second-order beliefs）：从事实中推论得出的关于期望与倾向的概念。
（3）扩展培养假说：麦克劳德认为，培养理论可能不支持总体上的电视内容，但可能适用于特定种类的电视节目。
八、为什么说培养理论是“象征性现实”的建构理论？
大众传媒所传递的信息建构着一种拟态环境，对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世界发挥着巨大的影响。由于大众传媒的某些倾向性，人们在“主观现实”与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之间正在出现很大的偏离。同时，这种影响不是短期的，而是一种长期的、潜移默化的教养过程，它在不知不觉中制约着人们的现实观，建构着一种象征性现实。
大众媒介中的内容是对现实的表征，这种表征具有特定的价值和意识形态倾向，通过“报道事实”、“提供娱乐”等形式传达给受众。这种象征性现实的建构表现在大众媒介的内容塑造着当代社会观和现实观的“主流”。
☆参考文献
[1]刘海龙.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254-257.
[2]毛艺融.新媒体环境下“培养理论”发展研究[J].西部广播电视,2018(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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