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因为网瘾而厌学、休学的孩子,家长们往往是无可奈何、不知所措
——话说重了,怕孩子做出更极端的事情,话说轻了,压根儿起不到作用。

陶乐茜有十多年支教经验,服务了2000+名困境青少年,她曾因为高中时高压的“衡水模式”而厌学,从而发起了一个服务休厌学青少年的机构“友feng营”。

差点在衡水盟校被“卷”废的她,决定服务厌学、休学的青少年

工作中,她遇到过学生为了拿回被没收的手机半夜翻墙来“偷”,遇到过跟老师起冲突要打人的青少年,也遇到过因为追星、游戏、网络、二次元等各种原因厌学休学的同学。

从一名厌学的中学生,到服务休厌学青少年多年,她想告诉家长们的是,“成瘾”是果不是因,孩子们沉迷在屏幕中的世界,绝大多数情况是真实生活中的需求没被满足。

差点在衡水盟校被“卷”废的她,决定服务厌学、休学的青少年

陶乐茜高中就读于一所“衡水盟校”——由衡水中学相关人员指导学校的体系与架构建设,在对学生管理和教学方面复制大家熟悉的那套衡水模式。

例如学生跑操必须跑成正方形,跑的时候每个人手上必须拿着单词本大声背诵单词;每个班都有非常“狼性”的班级口号,比如“提高一分,干倒千人”;学生根据成绩决定走教室前门还是后面......

差点在衡水盟校被“卷”废的她,决定服务厌学、休学的青少年

人类学家项飙在近期一次访谈中提出了生命有“间隔”,人才有生命力。

学校通过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绝对控制,基本把每一个流程做什么事情全部规定好。并通过仪式给考试制造神圣感,让学生觉得考试就是他生命当中最重要、最严肃的事情,不让他们跟这个事之间产生间隔。

在陶乐茜高中的学习氛围中,考试与分数是唯一重要且神圣的东西。

有同学在校外补习班从楼上坠亡,补习班老师的第一反应是让大家别看热闹了,赶紧回教室继续学习。回到学校后,有老师谈及此事的反应是“还好是在学校外面发生的。”

从那之后,陶乐茜患上了严重的恐高症,普通的爬山也会让她喘不上气,身体原地瘫软下来。

“恐高症也是一种焦虑,这也是身躯意识。”如今回想起来,她后知后觉地察觉到了不少当初自己可能有抑郁倾向。

比如考试前总会拉肚子,或是每天早上起床的那一刻总是伴随着绝望感。“现在很流行一个词叫‘死感’,就觉得活着究竟有啥意思,为什么要上学。

那会儿的家长好像并不太能理解孩子的种种状况,陶乐茜告诉父母自己在学校遭受到的校园欺凌,以及身体上的不适感,提出想休息。

但父母就一个态度:等高考结束就好了。

差点在衡水盟校被“卷”废的她,决定服务厌学、休学的青少年

父母很爱我,但是对心理健康也缺乏概念,觉得也许考上大学就好了。但是考上大学也并不好,因为父母选的专业土建工程管理我并不喜欢。”在陶乐茜看来,父母在面临矛盾和人际冲突时的模式是躲,是息事宁人,所以自己在青少年时期也没有学会更有力量地去保持边界。

身体的不适叠加心理的厌倦,在就要觉得自己被“卷”废了的时刻,一群来支教的大学生改变了陶乐茜状态。

这群大学生就比高一的陶乐茜大几岁,他们在这所高压的学校办文艺活动,做素质拓展,让学生们自己去组织活动、办晚会。

一名支教的大学生在支教过程中,发现了陶乐茜很擅长组织活动。

他说我身上有个优点——喜庆,别人夸小姑娘都是‘长得真漂亮’,怎么到我了这成了长得真喜庆。”但越往后,她慢慢理解了喜庆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天然的亲和力,别人愿意相信我,愿意和我倾诉心事。”

支教的时间只有不到十天,但也正是这几天的经历让她的症状有了缓解,并看到了原来高中生活可以有其他的模样,原来自己身上也有与学习与成绩无关的特长。

回想起高中的生活,陶乐茜依旧不理解这种将学生成绩与人格挂钩的教育模式,也觉得有些讽刺——尽管学校复制了“衡水模式”,但学生的成绩、学校的升学率也没上去。“几年后,这场实验被认证是失败的。”

差点在衡水盟校被“卷”废的她,决定服务厌学、休学的青少年

因为自己在被支教时获得了力量,在大学和工作期间,陶乐茜都坚持支教工作。

进入大学后,或许是刚从高中的高压氛围中走出来,她没什么所谓的兴趣,唯一报的社团就是支教社团。

她就像自己高中遇到的那群大学生一样,给学生们带去学校中没有但又极其重要的东西。比如艺术创作,比如素质拓展,比如心理疗愈。

在家访环节,她和团队最常做的一件事情是,给父母夸他的小孩,夸他们身上有哪些很少被看见的优点。

“长期做这件事还是有无力感,你会发现学生们遇到的困境已经远远超过了教育的范畴,它背后牵扯了经济、政策等很多东西。我们大学生支教的时间很短,如果去讲有哪些问题,要怎么去改变,相当于撕开一道伤疤,但又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缝好它,会造成次生伤害。”陶乐茜说到。

毕业后,为了生存的陶乐茜进入了北京一家大厂工作。

彼时的大厂是很光鲜亮丽的,公司福利薪资水平高,办公环境好,能让一名刚毕业的打工人在北京过上还算体面的生活

但工作时间越长,她越发现自己与公司所追寻的价值观的差异。

差点在衡水盟校被“卷”废的她,决定服务厌学、休学的青少年

“领导觉得好的东西,唯一的衡量标准就是最终的转化。我是不是又回到高中那种全然以分数为标准的时代?”这让陶乐茜思考,如果只追求所谓的数据,那最终的结果是不是像当时那样消耗光每一个具体的人?

她开玩笑道:“毕业就去大厂上班特别像是那种着急相亲,然后遇到了条件还不错的对象,就先处着。但处着处着发现彼此的确不合适。”

工作上的kpi没办法驱动她内心,她坦言,写出一篇三万、五万、十万阅读的文章所带给他的成就感,不及她在工作之余兼职支教时学生们给自己的反馈。

在和孩子们相处的过程中,能很明显地感受到自己身上的工具性减少了,更多的是作为一个人去感受。

她也开始问自己,从一个差点被“卷”废的狼性学校,到一个自上而下都有严格kpi的狼性公司,真的是自己想要的吗?

差点在衡水盟校被“卷”废的她,决定服务厌学、休学的青少年

“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当然要付出很大代价,于我而言就是放弃高新稳定的收入。”人在做拧巴的事情时,身体一定会出问题。她当时也常常生病,陷入焦虑、内耗的情绪中。

当下她便对自己做出了评估,如果没办法继续在原有的轨道中行走,不如先停下来。

2019年,陶乐茜决定辞职。

辞职后的她先去禅修了一个月,一个月时间里刷过马桶,做了很多“杂活”。

也偶然在这里接触到教练,教练老师鼓励她:“你是天生吃这碗饭的人,只需要更多结构化训练即可。”在接下来的支教中,她把教练的理念应用其中。

在一次支教结束后,她偶然在大理待了一个月。在大理,她遇到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人,他们活得非常的不符合主流价值观——没有35岁焦虑,没有严苛的kpi,没有什么年纪该做什么事的规矩。

差点在衡水盟校被“卷”废的她,决定服务厌学、休学的青少年

在她以前的生活中,当下阶段有哪些任务要完成是一件十分明确的事情。

但这次旅行中,出现了很多中年转型的人:一名40岁的警察,辞职来学一门手艺,目标是50岁入门,80岁成才。“在惯有的价值观里,50岁已经开始计划退休,准备带孙子的老年生活了。”

这让她具体地感受到了,人生无论哪个阶段都有无限可能。

差点在衡水盟校被“卷”废的她,决定服务厌学、休学的青少年

2020年,有着多年支教经验以及接受了多年心理咨询的陶乐茜,开始尝试全职做青少年儿童心理服务相关的工作。

去年,家中老人去世,让她突然感到自己想要某个属于自己的“作品”。恰好,有三位熟悉的家长看见她大理的生活状态后,不约而同地问询问,是否可以让家里有厌学情绪的孩子跟着她在大理生活一段时间。

这是陶乐茜创办友“feng营”的起点,曾经大学的工科学习经历、媒体实习经历,毕业后的大厂工作经历所收获的能力都在如今发挥了作用。“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那会儿,成都天气冷,也不怎么出太阳,但大理气温与阳光都还算友好。“孩子们也能在一个舒适的环境中,去和不同的人对话,去感受生命力。”这样,便有了“友feng营”的第一次大理研学。

她针对青少年和家长做了两款海报,家长的痛点在于让孩子通过疗愈减少手机依赖,找到融入真实生活的方法。

差点在衡水盟校被“卷”废的她,决定服务厌学、休学的青少年

但对孩子们,海报的重点则是放松生活,艺术创造——先从紧绷的状态松下来,让对话自然的发生,让心理疗愈自然地发生,不会让孩子觉得生硬/突兀/“被治疗”。

在这段时间,孩子们一起做饭,运动,爬山,装饰大家的住所,接受性教育课程。

她也鼓励大家把追星、二次元等爱好当工作,用劳动换报酬,例如在旧物改造中设计手工产品,思考怎么把文创卖出去,用一场展览“发出05后的声音”。

在常年的工作中,她观察到很多高敏感的孩子同时也会喜欢艺术,或者说艺术是个很好的了解这类孩子的窗口。于是,她设置了大量的的艺术疗愈活动。

一名休学半年热爱摄影的学生,营地40%的照片都是他拍的。结营后,他也逐渐把兴趣变成了特长,去摄影工作室当起了学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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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给一位喜欢历史与古建筑的孩子安排了导游的岗位,让他提前查阅资料、踩点,并在三月街赶集、大理古城寻宝、喜洲之旅给大家做讲解。

这也是陶乐茜带孩子们大理时的初衷,看见不一样的生活,发现主流价值观之外的人生。

差点在衡水盟校被“卷”废的她,决定服务厌学、休学的青少年

在后期活动咨询的家长中,有70%表示孩子有网瘾,询问她几天的时间对“网瘾”能否有改善。

陶乐茜会明确告诉家长们:不承诺行为的改变。

自己接受心理咨询7年了,但具体在行为上依旧有很多没有改变的,还是会迟到、会拖延。但她知道,内在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看一件事情也有了更多的角度。

她甚至会和家长们开玩笑,如果一定要短时间有行为上的变化,杨某信才是最专业的。

差点在衡水盟校被“卷”废的她,决定服务厌学、休学的青少年

她也发现,除了营地还要给亲子搭建良好的沟通环境,让家长理解孩子沉迷网络的背后心理需求。毕竟七天以后,孩子还要回到原来的家庭学校中。

某次活动,有家长气势汹汹地质问她:“就你知道二次元?你知道游戏二次元中有多少色情血腥暴力么?”

她首先肯定了这位爸爸的爱,在周末的早上来这么远的地方参加活动。

接着,她告诉这位爸爸,除了在“玩”还是“不玩”的行为之外,对与错之外还有一片田野。不妨停下来想一下,孩子想玩的背后是有什么需要?这些需要是否有被看到?家长想满足孩子的需要,除了玩游戏还没有其他的途径?

差点在衡水盟校被“卷”废的她,决定服务厌学、休学的青少年

差点在衡水盟校被“卷”废的她,决定服务厌学、休学的青少年

这也是陶乐茜一直坚持的,严重到厌学程度的“瘾”,绝大多数都是孩子在现实生活中的诉求没有得到满足。

她将这些孩子称为困境少年,而不是网瘾少年。

“我当然理解,家长对于‘网瘾’一词会有更具体的了解。但是语言是有力量的,也是会对人造成伤害的。”

她坚持不给学生们贴上标签:“困境指当下的状态,意味着我现在遇到了困难,通过合适的方法会有改善的机会。但网瘾已经指向了人,已经把这个人给定义了。”

她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方法,让家长意识到,不是自己的孩子有问题,而是面临到了困难,需要家长的支持和帮助,需要家长去倾听孩子的诉求。

差点在衡水盟校被“卷”废的她,决定服务厌学、休学的青少年

去年,她成为了华西picu多彩蜗牛联合发起人,作为联合发起人和项目传播统筹,跟爱有戏、成都未成年人保护中心、A4美术馆、玉东社区等共同搭建了一个社工、创新教育、咨询、艺术的多路径支持系统。

“孩子的成长固然和原生家庭有关系,但也不能问题全然归结于父母。尤其在面对小孩厌学、休学这一问题上。”

陶乐茜说到:“父母的影响并非全部,他们的成长也或多或少伴随着伤痕,我们更希望鼓励父母来去支持孩子,而不是指责他们造成了孩子的今天。服务休学、厌学青少年走出困境也不能仅仅依靠家庭,还需要更多人的帮助。

文丨嘻排版丨阿乔

图 | 陶乐茜、视觉中国、《少年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