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师傅写在前面：
各位好，这是《Findme》更新第二期，这一期做客的嘉宾是雷鸣，追创创投合伙人，或者说就是追觅CVC的负责人。他们最近动作不少，发了两只基金，一个中早期孵化基金，一个叫成长期战略基金，总规模据说在100多亿。
对于他一个80后投资人来说，2024年还有这样的表现确实难得。但这些投中网都写过了，详见《苏州独角兽，下场搞了个100亿基金》一文。这次请他来不是吹牛的，还是想聊聊人的事。正好最近在写一些往事，跟不少投资人前辈聊了聊他们的入行经历，比如，就在见雷鸣的那两周，我还见了DCM的林欣禾跟峰瑞的李丰。连续聊下来，能看到一些时代精神。
比如雷鸣讲，他2012年入行是先去的CPE，以前的中信产业基金，那是一级市场刚刚开始招应届生的时候。按他的说法，入行以后要先被放到一个池子里，行研模型法务尽调全学一遍，支持不同赛道的投资。今天回头看，那真是一个行业的鼎盛时期。为什么？因为当时你相信自己职业的专业性，这个专业是一门科学。一旦一件事被认为是科学，在现代社会就意味着权威，科学是最大的信仰嘛。
科学的定义是什么？我念一下：科学，是建立在可检验的解释，和对客观事物的形式、组织等进行预测的有序知识系统，是已经系统化和公式化了的知识。既然是科学，就要系统地、有框架地学习和入门。
但以前的风险投资可不是科学。比如阎焱就说，熊晓鸽是一个外行回中国做投资，当然，这话有朋友间玩笑的意思，但说的也是事实。当年很多人都类似，林欣禾是新浪联合创始人，李丰是新东方管理层，自己创过业，熊晓鸽是记者，沈南鹏是做投行+创业者，邓锋也是创业者，做网络安全。
所以那个时代，风险投资不是一门科学，更像是一门社会实践。
但过去十几年，在所谓的风险投资的黄金时代，风投一度被当成一门科学去对待。一种可能性是，风险投对自己的“估值”提升了，从社会实践升值成一门科学。但你说它究竟本质就可以是一门科学，还是说风险投资人无意间用“科学工具”给整个行业抬了身价，现在还不能下定论。我只是有时觉得可惜，这些年过去了，所有这些科学、学科的积累，全都变成了社会的沉没成本。你不能证明还能以此挣钱，那你的价值就是零。这是商业有点残酷的地方对吗？
其实社会生活里，很多事物的过程是有价值的，尤其在感性生活里。比如人和人的相处，你交了个朋友，交往过程的情感流动，本身就是意义；你吃了好吃的晚餐，本身也是意义，而不见得只有饱腹。但商业似乎不是这样，商业行为中人和人的关系几乎全是理性的审判——你对，你不对，你有用，你没用。商业本身就是获取物质利益，这是人类社会最现实的事，所以必须求结果。
这次聊天里，雷鸣说了句话让我感同身受，他讲自己入行是在黄金时代，但学了一身本事，要出师了，要大干一场了，发现时代过去了。这句话我估计很多人会有同感，至少我有。几年前有一次跟杨晓磊吃饭，我跟他抱怨，工作这么多年一直想的是怎么写好一篇文章，结果发现这好像是个最不值钱的甚至没用的本事。
但这就叫时代对么？其实社会一直是这么实践过来的。无论行业好坏，这个社会上的任何技能、本领，可能从来都不是永恒的，而是时代性的，连科学都可能都时代性的。时代一旦过去，任何东西都可能失效。
但这么推演下来，我还是觉得有问题。问题在于，所谓的不值钱、没用、失效，都是现实主义的说法，或者说是商业范畴的不值钱，商业上的没用。从历史的角度，这么多人几十年的人生经历和社会实践，不敢说全是财富，但至少不能用“不赚钱”这种商业标准，直接去审判所有的社会价值。
我想起黑格尔晚年讲过一句话，未来不是知识的对象，未来是希望和恐惧的对象。后半句谈的“是什么”，这个比较复杂，我的理解是，未来是人类社会实践出来的，是不可知的。前半句谈的“不是什么”，稍微简单一点，可以理解为，搞了一辈子辩证逻辑的黑格尔，最后的看法是，不能用理性辩证逻辑去囊括未来，未来不是合逻辑的，不然历史和未来就都被决定了。
所以说回来，最近跟人聊聊天，听听大家的故事，还挺开心的。把故事留在这里，也是有必要的。
“对我来讲，创业成功是最大的成功”
董师傅：先聊聊一下你现在手里的基金，一个追觅的早期孵化基金，一个地方国资出资合作成立的百亿基金。一上来两个基金一起做，做决定的先后顺序怎么样的？是先被国资选择之后，要搭出这样一个结构，还是说我提前我想好了，两头都要一起做，然后一起去pitch？。
雷鸣：这两年变化确实太快了。现在募资的大头是政府国资，诉求其实都是招引。
我们的前期出发点是最大限度利用好追觅的资源，同时又能帮到追觅。所以这个事的逻辑是，先让业务团队去评估，落到哪个地方合适？会综合考虑营商环境，产业链配套情况，人工成本等原因。业务选好相对最合适的地方，我们再去跟政府谈合作，配套拿些投资，拿投资时就把要落什么项目，怎么反投，基本明确了，是一个非常顺理成章的正向过程。
董师傅：为什么要同时抓早期孵化和地方基金？为什么不先把早期孵化，所谓的狭义的产业投资这部分先做好？而是一上来就把政府诉求也摆到里面去？还是说，现在已经避不开了？
雷鸣：这两者本来就是配套的，孵化项目也需要地方承载落地，也需要资金支持，同时来做这是水到渠成的事，不是为了拿政府的钱才去做。
董师傅：你们和其他CVC有什么差别？
雷鸣：最大的区别就是追觅自己是个超大的孵化器，对比其他CVC，纯投资这个部分有，但又孵化了很多项目，而且是体量很大的项目，很多已经跑出来了。
董师傅：所以差别是早期孵化这个小基金，前面这个小的策略和机会，而不是后边那个大基金。
雷鸣：没错。
董师傅：对，后面那个大基金募完了吗？
雷鸣：框架已经签了，目标是年底之前把基金首关掉。
董师傅：你之前是华兴投资人，还是追觅C轮的领投方，为什么现在觉得可以和追觅一块搞搞CVC？
雷鸣：做投资赚大钱的，基本都抓到时代的最大红利。在我看来，未来十年最大的红利就是机器人和AI的结合。追觅在关注各种广义的机器人，跟追觅一起做基金，可以有更深的产业know how。我不是纯技术出身，业务团队能帮到我，得到的验证更靠谱。
另外，我跟俞总有多年的信任关系，清华念书时就认识，还一起创过业。换个地方做投资，最难的是积累信任。我在华兴前一两年也没怎么出手，最开始就是积累信任的过程，要做很多工作去建立信任。
董师傅：做这行的，都要先去识别红利，但具体方法是什么呢？投资人一般比较忽视“后验”，大多是所谓康德的做法，都是先验的，先认定一个真理，再拿着这个真理去解决问题。你决策的先后顺序是怎样的？
雷鸣：肯定还是先验。不是我说服他，也不是他说服我，而是我们俩都这么想。
这个问题还是要回归到底层，为什么是机器人。我觉得由两方面决定。一方面回归到需求，从人口结构上看，年轻人越来越懒，愿意做家务的人越来越老，很多体力劳动的工作已经招不到工了。
疫情期间有个事给我触动很大。一个前同事找我，说父母家年纪大了打扫不动，实在没人了，能不能帮忙弄个扫地机器人？现在大家天天讲什么养老需求，银发经济，机器人就是个需求很高、很值得期待的产品。
再看供给。核心是技术能不能做出一个满足需求的机器人？通用人形机器人是最终极的解决方案，可能还要5到10年。在过程中，机器人结合不同垂直场景就能做很多应用了，扫地机是最典型的案例，我们就沿着这些方向去做。
这几年大模型的出现，让我觉得产业距离通用人形机器人的时间又会缩短。OpenAI干的那些大模型还在虚拟世界，而机器人是打通虚拟世界和物理世界的唯一的载体。
所以供给端也会迎来拐点，就像当年的iPhone 4时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想要投机器人。
董师傅：特别好，你又给我讲了一遍1+1=2。不过你这个1+1到底等不等于2？其实还没确定，要等以后才知道。
我想问的其实是，人的命运是被什么规定的。你是先看到了1+1=2，拿这个去规定自己的命运？还是说你首先觉得职业需要转型，你和俞浩觉得是时候一块做事了，在这一前提下，再去找一个1+1=2去延伸我的业务？
雷鸣：我觉得做投资永远都是后者，你永远都要找新机会。找到1+1=2，依赖已经验证的投资逻辑可以持续一段时间，但过段时间可能就没了，一级投资没什么一招鲜。
董师傅：所以你知道我的倦怠感是怎么来的？这十几年我听了好多这种成为沉默成本的“真理”，现在就不是特别有兴趣听了，反而想知道你这人是怎么回事。
你刚才的回答验证了我的一个揣测或者结论，人其实还是要被所谓社会的生产先把你摆到一个位置上。
董师傅：聊聊你吧，你是怎么入的行？
雷鸣：我是2012年毕业，正好是移动互联网刚兴起的时候。选择做投资，一方面，我在移动互联网这波创业潮看到了一些机会，另一方面是对创业这事本身感兴趣。还在清华时，我就和俞浩（追觅科技创始人）一起创过业，做了一个类似飞书的社交协作平台，我是co-founder，他是CEO。
我学的是管理信息系统专业，其实不算对口，但在投行、投资做过挺多实习，毕业时拿到了投行和基金的offer。那个年代应届生直接去做投资的不多，一般都招有几年经验的。我有一些创业背景，机缘巧合去了CPE，CPE史上一共就招过 3个没工作经验的人。
董师傅：我们视线稍微往前一点。你在创业这事上的启蒙是什么？
雷鸣：在学校时特喜欢看《赢在中国》。
董师傅：也是这个片子吗？好多人都是。
雷鸣：这个节目启蒙了一代人，我去年见到了熊晓鸽老师，还跟他讲你是我的启蒙。另一个启发是本书，《激荡三十年》。
董师傅：再具体一点，有没有谁说了一句话？谁在某件事上表现的状态或者情绪，让你觉得受到了感染？
雷鸣：当年印象最深的是同程网的吴志祥，他特有激情，我也是有激情的人，就很容易受到感染。这个问题我也想过。总结下来，自己骨子里就是喜欢冒险的人，像《激荡三十年》书里讲的东西很容易吸引我，自然想做相关的事儿。
董师傅：我跟投中的董事长Jay也聊过这个问题。他之前在华尔街做投行，2005年回国创办投中。我问他2005年的江湖是什么样的，当时的大佬都有谁？
雷鸣：当时主要是熊老师嘛，他是最早一批在中国做创投的，比红杉、高瓴都早。
董师傅：Jay给的答案是阎焱。阎焱当时已经投了盛大，还有软银的光环。不过我想说的是，Jay那一代入行很早，那会的江湖是空着的，没有角、没有腕、没有大佬，但你2012年毕业的江湖已经非常热闹了，有了明确的“偶像”。我其实没太明白的是，一般大学选专业时，未见得对未来特别有把握，一个十几岁孩子哪知道人生应该怎么走？你意识到了专业没那么适合自己，包括刚才讲了冒险精神，创业想法，但这个逻辑在我看来有点不够。我想知道更具体的原因。比如说是想挣钱，还是收获影响力或成就感？
雷鸣：肯定是综合原因，最终还是想成功嘛。但怎么定义成功？对我来讲，创业成功是最大的成功，不管是实现的东西，还是赚的钱。我虽然专业偏工科，但是在经管学院，接触的企业比较多，投行服务的就是这群人，但投行只是服务，投资相当于参与进来了，离创业者更近，所以选择先做投资。
董师傅：我理解多少还有点暗示和决定性的东西。没毕业就做了个创业项目，尤其那会还是买方市场，你一定会对投资人这份职业产生巨大的光环。
雷鸣：是的。我和俞浩的项目融了些钱，融资就是我负责的。简单说一下那个项目叫colorwork，是一个社交协作平台，可以理解为PC版的飞书或者企业微信。起因是我们在学校看到大家做社团包括小组作业，有很多小组协同的需求，但市面没有工具能把这些需求很好整合在一起。
我们的项目从2010到2012年，两年多时间，几乎所有清华人都是我们的用户，北大也有近一万用户，整体几十万，但后来不做了。
董师傅：现在怎么评价当时做的事儿？算失败，算放弃，还是不成熟？
雷鸣：从结果看，肯定是失败了，但也获得了很多东西，比如，商业模式真的很重要，至少那个项目在国内不是一个好商业模式，即便熬到今天可能也挺难受的。
之前有个上海交大的团队也在同期做了类似产品，做了小十年，后来卖给阿里了，估值好像是5000多万美金，其实不算高。按他们的能力，同一时间没准能干更大的事。
董师傅：你看，你现在的话语体系还是完全拿投资或者数字的标准去看的。类似于，这个事其实不小，但它不值钱，所以还是认为一个相对小的事。实际上从用户、影响力、服务各个层面是很厉害的。
雷鸣：从这个角度讲，是的，但回归到企业本源，最终还是要看盈利能力，不然做再大也是公益。
Growth投资，一条“异化”的投资方法论
董师傅：最近我见了两个人，一个是DCM的林欣禾，一个是峰瑞的李丰，我也追着问他们是怎么入行的，我想通过这个问题看看零几年时什么环境，他们是什么状态。
Hurst（林欣禾）跟我讲，他那会刚从新浪出来，跟DCM一位老先生聊了一下，老头就说你来吧，你做了新浪已经很有钱了，转投资挺合适，你的经验我们也需要，去北京搞一个办公室吧。他就来了。
他没做过风险投资，一开始肯定不会。我问，你是带着什么来的？有什么长板，什么资源或者什么想法？一开始的切口可能是什么？
他说没有，不知道，先试试。就是给个机会让自己学一下，当时没想好下一步是不是还要创业。
跟阎焱也聊了类似话题。他的结论是，中国的风险投资是被一群外行做起来的。他说话比较直，说2000年前后投IT那群人，IRR算不清楚，投前投后估值分不清楚，但是就敢干，就把钱赚了。
丰叔也是。当时他在新东方当老师，出来做了个项目，后来觉得不适合就退出了。IDG觉得他有一些管理经验和产业就找了他。和林欣禾一样，他当时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就赶上了，迷迷瞪瞪进来，一步步被推着上去了。
你入行的时候，跟那代人有什么具体变化吗？方向感会更好一点吗？
雷鸣：对，我2012年入行时，行业基本有方法论了，大家非常清晰知道怎么投。
董师傅：你一入行就投growth吗？
雷鸣：不算是。CPE那时很简单，对标KKR、凯雷的模式，算是以buyout为主的基金，走标准的美国buyout打法。美国有非常多的案例可以学，但美国私募股权行业分得比较开，要么是VC，要么是buyout，没有growth这个分类。
董师傅：插一句，我也是2012年入行，那会最火的是Pre-IPO，九鼎、中科招商那帮人。我一度以为PE就是干这个的。
雷鸣：对，但那种玩法不可持续，当时A股和港股很少有估值倒挂。当然那个时代还很草莽，有很多人玩而且赚了一波红利。
董师傅：而且当时的人民币市场完全不同于我们说的“风险投资”，或者说“狭义的美元的风险投资市场”。
雷鸣：没错。中国的growth投资其实是被滴滴那一波移动互联网带起来的。当然这是我的一家之言。像滴滴、美团、饿了么都属于典型的互联网项目，有个高频的场景入口，有超强的马太效应，拐点之前不容易赚钱，需要大量烧钱，所以要一直去补，最终推到马太效应建立的拐点。
这种项目才有所谓growth投资的价值。但后来这个模式一直被沿用，大家又沿着这套逻辑跟了一些TMT、消费项目。
这几年我在反思，投消费跟这个逻辑完全不一样啊，消费就不存在什么growth 投资，只需要早期的钱，之后自己就能产生正循环了。
董师傅：是追觅把你的价值观“驯化”了吗？
雷鸣：不光追觅，很多项目也一样。用互联网思维拔苗助长，非要烧钱去干，这未必健康。但资本催着你，很多人就会导致沿用growth思维。
董师傅：最近我和投资人聊天，老听到他们强调“资本供给”的问题。你所说的那些违背常识的赛道，不论热度还是策略的出现，其实都是供给造成的。
雷鸣：对，大家有错误认知，导致供给过多。
董师傅：但按你的逻辑，最早是不是从“千团大战”就开始了？那个商业模式也是烧钱换规模，比滴滴还再早一点。
雷鸣：差不多，基本前后脚。
董师傅：你去CPE的时候，对PE和早期VC的区分清楚吗？有刻意的选择吗？
雷鸣：没有。当时就想做投资，而且想进大平台。我记得特清楚，当时心里还想着红杉鼎晖什么的至少保证先进一个。
董师傅：去了之后是怎么被训练的？
雷鸣：CPE算是个“黄埔军校”，有很系统的培训体系，一般机构没有。我有机会跟有经验的投资经理一起参加各种培训，CPE还把我们送到美国培训。另外，我当时在的投资执行部，和各个业务团队共处在一个“池子”，可以跟不同的人学习他们的技能。
那个年代，投资行业发展没几年，大家都是从别的行业转进来的，做咨询的，做投行的，还有四大出来的。对人的综合能力要求也非常高，你得懂怎么做行研，做模型，还得懂怎么做财务尽调，法务尽调。如果不是这种制度，来了就跟一个人干，很容易就被限制了。
有人总讲，投资是一看命，二看运，三才看能力。我觉得命和运不能完全掌控，至少先把能力达到行业平均水准以上，剩下就在项目里多学，毕竟知识必须不停练手。光做研究最后没投，和投了再去复盘成没成，对个人的提升差别很大。
恰好那几年行业刚起来，只要有精力我就玩命上，同一时间做五六个项目，高强度的执行让我快速获取了很多经验。
董师傅：你讲得这个特别好。真的是，不同时代、不同角色对人的要求、路径就是不一样。你再看Hrust和丰叔，这两个人入行时年纪比你大很多，已经做了很多事甚至都赚钱了，但入行之后没人要求他们把风险投资当成一门学科，重新学一遍。
当年Hrust投的第一个项目，带他入行的老先生其实觉得不行，但他告诉Hrust，养成一个好的风险投资人至少要付2000万美元的成本。
雷鸣：没错。
董师傅：但学费和学费之间有差别。Hrust是新浪联合创始人，所以人家愿意给花这个钱。丰叔入行之前是新东方高管，IDG要投教培机构，需要他一来就上手。
雷鸣：那个年代有很多机缘巧合，很多企业家转行做投资。我年纪没那么大，但做投资也十几年了，包括后来在华兴，我是最年轻的MD，很多人年纪比我大，投资年限没我长。
董师傅：所以你在同龄人里算是把红利吃到头的。
雷鸣：算是。
董师傅：你什么时候开始有方向感，知道往哪儿走了？
雷鸣：离开CPE的时候， 2016年，待了四年多了。我认为方向感的核心，或者说投资人能不能再往上走的标准，就是知道怎么筛选赛道，主动去找项目，那时基本可以独立做了，开始大家都是做执行。
当时我在CPE虽然被fast promote了，但干的事没有区别，甚至干到VP可能都没区别。我想更多体现自己在投资里的贡献，更有利益的去做一些事情，就出来了。
董师傅：你在CPE的升职是因为什么表现或长板？
雷鸣：对于junior的同学，核心就是看投研质量。我们除了写项目会报告，还要做行业研究，每组每年要做两、三个行业研究，大家会给研究打分。
董师傅：所以升职是基于技能，而不是成绩。
雷鸣：也有，但记不到我头上，严格意义上，我只是在做执行，deal sourcing和投资决策都不是我做的。说到这，目前的投资生涯里，我有个最遗憾、最使不上劲的项目，拼多多。我从拼好货时就开始聊了几轮，当时挺想推，哎，没推动。
董师傅：拼多多这个没办法，大家都错过了。
雷鸣：我其实都聊三轮了，但最后错过了。心里很看好，但那时太junior了，对项目的影响力很有限，只能是老板让分析啥就分析啥，也没那么强的自信说我就坚定去投。
董师傅：你看咱这行谈错过的案例，一个是字节，另一个就是拼多多。基本每个人都谈，大腕也谈。
我记得符绩勋说过，他把拼好货的BP打印出来在桌上放着，他很懊恼当时为什么就没弄明白。而在VC的职业标准里，你就应该把这个事搞懂，对吗？
雷鸣：我觉得miss项目分两类，第一类是聊都没聊，那没什么可惋惜的。还有一类就是聊过很多次，说明心里肯定有想法，结果最后没投，这个最可惜。
董师傅：还真是。尤其是拼多多，包括红杉也是很晚才进来的。
雷鸣：红杉这一点做得特别好，很多项目他们都不是最早投的，字节也是，但下一轮还是果断出手。这个决策没那么好做，很反人性的事。因为一旦错过，下一轮就很贵，很多人过不了心里的坎，就想，哎算了。
董师傅：这就是很多人推崇Neil的原因吧。
项目毙了就自己投，小赚十几倍
董师傅：你决定去华兴的时候，是带着什么目标和方向去的？
雷鸣：当时华兴三期已经募起来了，一下干到人民币加美金100亿的量级。如果没记错，前两期加起来还不到50亿。我觉得自己的过往经历能在华兴发挥比较大的价值。
另外从我个人而言，sourcing能力相对还有一点短板，毕竟做PE时不太需要，案子都是送上来。但想要成为更全面的投资人，这方面是需要积累的，华兴FA可以给我最好的渠道。
董师傅：那人家理你吗？
雷鸣：我们关系都很好。当然，得跟FA同学处好关系，毕竟他们推的项目最终投得不多。在他们眼中，我们只是其中一个客户，不是最大的客户。
我们有一些价值，比如给他们一些输出。FA很重要的就是“选马”，这里有很多行业konw-how，怎么选 alpha，我看得肯定比他们深。
董师傅：就是说，投不投FA的案子是老板说了算，你跟人家交不交流是自己的事。
雷鸣：换言之，不管在哪我都要建立这个能力，只是在华兴更容易。
董师傅：你去了之后怎么入手？有哪些具体的案子？
雷鸣：刚去的时候是分赛道的，我自己还要筛一些。
董师傅：稍等，PE分赛道是个常规动作吗？
雷鸣：分的，早期VC一般没那么清楚，鼓励大家都出去跑。华兴没有那么明确的分组，只是说有一些分工方式，相当于把赛道都cover全了。
我首选一些还没人cover的赛道，跟我性格有关，我不是特喜欢跟人争，明确验证的赛道我就不看了。投资本来就要一直找新东西、新机会，我觉得自己这方面能力还挺好。
董师傅：华兴会支持一个新人进来和大家卷吗？还是倾向让你去一个新东西上蹲着？
雷鸣：还是希望有机制能把新方向cover住，至于赛不赛马无所谓的。
那时大家讲“人货场”，我觉得这一波变化会带来机会，就去做了Z世代的人群调研，东南西北选了8个城市，自己跟着做问题清单，再找三方公司帮我们做问卷。在过程中，我们筛选了各种围绕Z世代的投资机会。不是具体某个项目，更多是系统的从底层、源头出发，一条线就出了很多项目。
像我们投的得物、泡泡玛特，包括悦刻，都是这么来的。那时得物没有融资机会，我通过研究发现得物特别值得做，就去市场上想办法，制造机会。
另外我特别看好技术突破带来的消费体验创新，比如我非常坚定投资的蔚来，包括追觅。
投蔚来的时候，IC层面最大的battle在于新能源汽车能不能成为未来的行业主流，投电子烟时也有这种争论。电子烟我们后来投了悦刻，但最早我推的其实是思摩尔，我觉得那是更好的机会，但被毙了。
我是比较笃定的人，项目被毙了之后我就带着朋友自己投，14个月赚了十几倍回报。可以说，投资的自信就是这样被训练出来的。
董师傅：现在回头看，蔚来也好，得物、悦刻也好，和你当时的苦功夫，跑调研有多大关系？
雷鸣：非常大。“投资”在我看来分两派，一派偏感性，还有一派偏学术，靠方法做分析。我是典型的后者。我认识一些感性派，投得也挺好，但我学不来。就像我以前喜欢玩的狼人杀，分北派和南派两种流派，北派靠逻辑，南派靠卦象，我是纯北派。
董师傅：能举个具体的例子吗？比如你通过调研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想明白了什么事儿，再进一步看透了哪个产品或市场？
雷鸣：就是Z世代的调研。为什么我坚定投得物？年轻人对潮流的追求远超我的想象。我跟他们年纪差得不多，自己也打球买鞋，但直到2018年调研才发现，现在不是打球赛才穿AJ，所有人都穿，女生也穿，这是年轻人的社交货币。
我也想过抓一些潮牌，但潮牌的生命周期太短，up and down太快。得物做的是平台，不就是最好的承接方式？
董师傅：可是投潮流这事不是2018年才开始的。我记得经纬在2012年前后就投过类似的东西。相比之下，你通过调研看到了哪些不一样的结论？
雷鸣：我们的调研叫Z世代，指的是95后这波人，2019年他们20出头，刚毕业刚有消费能力。这是一个很大的拐点，所谓“人货场”，人要切对。
董师傅：所以决定性的还是人。
雷鸣：是的，95后需要一个专门卖潮牌的场子。我们80后不需要，80后不懂什么是潮。
董师傅：你别代表我，我还是很喜欢的。
“如果钱都没挣，投资人就很难评”
董师傅：在华兴做的几个案子，哪个更能代表你个人？
雷鸣：得物、蔚来、追觅都能代表我。当然，思摩尔更能，因为那是个人投的。
董师傅：讲一下追觅吧，当时怎么出现的投资机会？华兴投的也不是第一轮。
雷鸣：对。我跟俞浩认识很多年了，但华兴没投过这么早期，期间跟他聊得不多。后来追觅突然收入起来了，IDG先投了一轮。后来华兴也打折投了进去，投得挺多，华兴三期基金最重仓的两个项目都是我投的，一个是追觅，一个是得物。
董师傅：这事挺逗的，你作为一个PE投资人，投追觅其实证明不了你的投资能力，这事实际是你的个人资源或者叫时代红利促成的，是早期投资的逻辑。
雷鸣：也不能这么说。这里其实分两步，第一步是项目判断，第二步是怎么投进去。那时还有云鲸在内好多标的，为什么要选追觅？不同的时点去投，“赌”的东西不一样。
得物也一样。我们投的那个时点，2019年前后，核心要判断鞋以外的品类能不能做起来。如果只是鞋，这个平台做不大。一年后，得物的非鞋产品的销量占比提到了50%，手表、美妆、箱包全都起量，证明我们的研究和判断是对的。
董师傅：追觅有类似判断吗？
雷鸣：一样。追觅当时主做吸尘器，扫地机器人刚出，销量基本没有。我们判断追觅肯定有能力做出更好的，只是那时没有验证。
另外，追觅是米家生态链公司，当时小米收入占70%，今天估计降到10%左右。小米生态链里真正走出自有品牌的不多，这一点也要判断。一个企业想做大，成为真正的世界级企业，就要有连续创业的能力。
董师傅：我特别好奇，你一上来先批判了growth投资，但你自己的作品好像都是growth。
雷鸣：怎么说呢？区别在于，不是用滴滴那种用烧钱的思维去培养。我们投的这几个项目，得物从第一天现金流和净利润都为正，追觅也一样，投时就有净利润了。
董师傅：所以还是要在原来基础上，投一个新东西出来。我想起一句话，以前他们老说“做投资最难的是你投对了”。意思是，你当年投对了，而且项目完全按照你的预期长成，然后你把钱赚了。
当然，说这话的人一般是早期VC，他们认为这件事特别难。相比之下你这几个案子会更容易些，对吗？确定性比早期轮次高一些。
雷鸣：肯定，投得越晚，确定性越高。但我的劣势是，投的数量没他们多。他可以通过两个案子抵我一个案子的胜率，对吧？
董师傅：我问一个问题你可以不回答，这个不好答。你亏过钱吗？
雷鸣：投资没有不亏的，具体项目上肯定亏过，但大钱没亏过，重仓的项目还没输过。
董师傅：跟你同辈、年纪相仿的投资人中，有谁是你比较认可的？
雷鸣：这个要看怎么定义“跟我同辈”，像张震，曹毅，其实只比我年纪长几岁，他们正赶上最好的时候，自己做了基金，也都做到了头部。我独立做项目时稍有点晚了，只赶上喝个“汤”。如果说80后投资人，我觉得连盟和程天挺厉害的。
董师傅：你的标准是什么？
雷鸣：投资人的标准很简单，业绩。执行做得再好，投得烂也没意义。
董师傅：我好奇的就是这个。举个例子，像我们写文章的，或者艺术家，比较容易捧出来一个公认的厉害角色。前段很流行一个段子，余华说莫言的书看得他特生气，原话大概是“tmd，写得这么牛逼”，他有一个同行之间的标准或者结论。甭管是文学还是艺术，好处在于有个比较大的增量市场，不像商业世界有比较强的竞争关系。商业领域，说白了大家是在争夺，很多时候不是我拿，就是你拿，相对残酷一点，同行也很少夸人，很少认可人。所以咱们这行的标准就只有赚钱吗？
雷鸣：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可能有些别的东西。但如果钱都没挣，就很难评。
董师傅：你觉得程天和连盟这两个人不错，除了业绩强，在其他层面呢？比如本事，你看到这两个人有什么厉害的本事？
雷鸣：刚刚我们聊到，你能不能先于整个行业看到“1+1=2”。比如这几年都说出海热，但连盟在热之前已经投了好多，什么SheIn，安克创新，他是更早系统化干这个事的人。虽然热之后还有人进来，也能再赚到第二波钱，但最早赚到的在我看来更厉害。
天哥也类似，而且没太依赖所在的平台，主要是自己的判断，他投了很多生态链之外的厉害项目。
董师傅：明白，就是没完全在吃资源，主要靠本人。
雷鸣：对，这是我想实现的。我不可能完全靠追觅的资源，肯定希望在利用好资源、共赢的基础上，怎么发挥和放大自身以及投资团队的价值。
董师傅：你这么说我就懂了。其实今天你全程都在说，不愿意说自己是PE投资，也不觉得 growth 是个很好的策略或说概念，其实你还是推崇最早VC这套 价值观。最后一个问题，你现在做CVC合伙人也好，GP也好，这个身份定义下来至少是个老板，你现在急需要学习补齐的东西是什么？
雷鸣：管理能力，以前做得比较少。投资是很靠自驱力去干的事，但现在自己做了基金，你就像个小企业了，虽然规模还不算大，但前中后台投资募资，运营财务法务甚至PR都要操心，团队接近20人不小了，很多管理的事需要进一步补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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