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连平 系广开首席产业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
本文发表于《中国外汇》2024年11月上半月刊
近年来，关于“去美元化”的话题引人瞩目。“去美元化”甚至被认为全球金融格局演进的一种“必然趋势”。那么目前全球“去美元化”进展如何？金砖国家“去美元化”付诸了哪些实践？遇上了哪些困难和挑战？我国应如何应对“去美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等问题，将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主要内容。
1、“去美元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一般认为，“去美元化”主要是指围绕国际结算货币、交易投资货币和储备货币等三个方面展开的过程，具体包括推行本币双边支付结算、重构区域性货币联盟清算体系、减持美元储备、增持黄金和其他货币储备减少美元在国际经济交易中使用等内容。其中较多的是发生在能源贸易支付结算领域。近年来，伊朗、委内瑞拉、俄罗斯等国相继提出，以其他货币购买石油，而不再用美元。2023年7月底，伊拉克和伊朗签署了“油换气”协议，伊拉克以原油换取伊朗的天然气，这笔交易不需要以美元为支付结算的中介。2023年7月，阿联酋央行与印度央行签署以本币结算的谅解备忘录，使用阿联酋迪拉姆和印度卢比进行交易，等等。
从长期看，“去美元化”的主要推动因素是美国经济实力和美元信用的削弱。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在全球占比逐步下降，美国对外贸易占全球交易比重不断缩小，美元在全球支付结算和官方外汇储备中的地位相应持续下降。近年来，美国逆全球化的倒行逆施和俄乌战争爆发后的美元“武器化”运用，则是“去美元化”阶段性加快步伐的短期直接原因。2020年至2021年，美联储大搞量化宽松政策，其资产负债表成倍扩张；美国政府债台高筑，还本付息压力持续增大；美国通胀大幅攀升同时美元币值急剧削弱，导致美元信用基础迅速动摇。美国将俄罗斯赶出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使后者的公共产品属性遭到践踏，国际货币体系被更多地打上政治烙印，各国开始滋生对美元“敬而远之”的情绪，“去美元化”步伐加快。
事实上，上世纪七十年代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解体，使美元从其鼎盛时期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上跌落，“去美元化”的趋势已经确立，美元在货币支付结算、投资交易、官方储备中的比重持续下降。在跨境支付领域，美元的地位下降最为明显，目前其全球占比已不足一半。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的数据显示，在全球支付货币排名中，美元、欧元、英镑、人民币的占比位列前四，分别为47.08%、22.72%、7.08%和4.61%。在外汇储备领域，IMF（国际货币基金）公布的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COFER）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一季度，美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中的占比为58.85%，相比2000年左右的高点72%显著下降，欧元、日元、英镑、加拿大元、澳大利亚元、人民币等其他货币合计占比超过四成。在外汇交易领域，国际清算银行（BIS）三年一度的调查显示，2022年美元、欧元、日元、英镑、人民币分别以6.64万亿、2.93万亿、1.25万亿、9686亿、5264亿的日均成交额跻身全球外汇交易最活跃的前五种货币。在能源贸易领域，根据摩根大通估算，目前全球石油交易中已有20%的交易采用了非美元结算。
但受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去美元化”的过程存在一定的波动，即时快时慢，甚至会有反复。如作为挑战者的欧元问世后的一个时期，“去美元化”过程有所加快；但当欧债危机严重时，其过程又明显放缓。鉴于世界经济和国际货币体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加上美国在全球的第一大国地位及其拥有较为多元和高强度的手段和资源，“去美元化”必将是一个充满挑战的过程，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近年来有关国家虽然“去美元化”动作不少，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并没有出现十分显著的变化。各国经贸利益关系的错综复杂和美元霸权体系的绝对优势，导致“去美元化”共识多于实际行动。
参考英镑和美元作为关键国际货币的历史，主权货币能否充当关键国际货币取决于四个主要因素。一是经济实力，包括关键货币发行国的GDP总量、贸易总额、金融规模及其在全球中的占比。二是信用状况，即财政赤字水平是否合理，中央银行是否有独立性且功能是否强大，外汇储备或黄金储备是否足够支持本币信用等。三是货币流动性和可投资资产，即货币发行国能否提供市场所需要的货币流动性、可交易的金融资产以及规模足够大的金融市场。四是货币金融制度。如资本账户是否开放，货币是否可兑换，金融监管、风险控制和宏观治理体系是否健全等等。从上述各方面综合来看，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美国依然具有不小的优势，再加上非经济因素的加持，这种优势还会长期存在并形成惯性。即使是上述优势出现了一定的削弱，美元的关键国际货币地位仍将在一定程度上维持。
2、金砖国家“去美元化”的实践
在当今世界“去美元化”的进程中，金砖国家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值得关注。如推动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中使用本币、探索构建替代性支付和结算系统，“共同货币”也在讨论之中。
近年来，金砖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政治经济影响力正在快速上升。除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五个创始成员国外，2024年1月，沙特、埃及、阿联酋、伊朗和埃塞俄比亚已成为金砖国家正式成员，同时还有30多个国家正在积极申请加入这一组织。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23年金砖国家在全球GDP的份额已达到了35.7%，比2006年该组织成立时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增长了10.2个百分点；同期作为发达经济体代表的七国集团(G7)则降至29%，其份额下降了9.7个百分点。
近年来，金砖国家较为积极地推进“去美元化”的实践，主要的行动方向是本币结算。据统计，过去10年金砖国家本国货币结算份额从2%迅速增至40%；目前俄罗斯与金砖国家贸易中使用本币结算的份额更是高达85%。本币结算不同于美元结算主要是交易中使用本币而非美元，且可以不在SWIFT系统中进行。这使得相关国家之间的贸易成本大幅降低，交易的便捷性和安全性则明显提升。由于贸易过程中重点是关注两国的价格变化，使得双方进出口企业对汇率风险的识别与管理变得相对容易，从而有助于规避国际市场汇率风险的冲击。
通常，以本币进行支付结算被认为是维护交易双方利益的合理选择。而在现实经济活动中，本币交易的利益主要发生在交易环节，而交易外的成本与收益问题也是交易双方需要考虑的。以本币进行支付结算同样也会造成贸易双方的顺差与逆差。当出口大于进口，顺差国往往会积累逆差国货币资产；而逆差国货币往往容易贬值，因而会导致顺差国不愿持有该种货币，进而会在国际市场抛售逆差国货币。如果不这样做，顺差国就有可能出现利益损失和外汇储备质量的下降，而这又会反过来影响双边贸易的连续性。通常，逆差国往往也是货币贬值国愿意以本币支付结算，而顺差国往往是货币强势国却会不愿意，因为这意味着顺差国会收更多的弱币，之后很可能会形成汇率损失。这种双边的利益考量往往会影响贸易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目前金砖国家开展的本币支付结算主要是在双边领域，但实际上还可能延伸影响到多边贸易关系。目前多数金砖国家之间尚待建立货币互换机制，而双边经贸投资关系中又存在复杂的利益考量，要将本币结算由双边扩展到多边仍有不少现实困难与障碍。因此，尽管多边支付结算的需求明显存在，但其实际操作和运行进展十分有限。从中长期看，金砖国家构建多边替代性支付结算系统尚需做出很大努力。从支付结算的便利性看，全球性和区域性的支付结算系统应该是多边的。目前正在不断扩大运行的本币结算，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安排。
不可否认，金砖国家推行的本币支付结算是当今世界“去美元化”的重要具体体现之一，但并不意味着会迅速削弱美元全球关键国际货币的地位。应该看到，实施本币结算国家的双边经贸关系的密切程度相对不足，货币自由兑换程度有限，汇率市场化水平不高本币支付结算形式上是“去美元化”了，但在贸易定价和汇率定价上却并没有完全摆脱美元的影响。相关国家通常还是将美元汇率作为参照来确定本币和与对方货币的汇率。因此，以本币开展经贸支付结算依然面临着经济主体违约风险和货币汇兑风险。可见，彻底排斥美元似乎并非是本币支付结算的主要目标，而是增加双边货币支付结算的路径选择和流动性管理工具。
作为讨论中的较优选择，金砖国家似乎更容易接受的方式是创建共同货币。巴西和俄罗斯及其他国家的领导人都曾提过，也已引起了金砖国家范围内学术界的广泛讨论。一种思路是以主权国家货币作为金砖国家的共同货币。考虑到中国的经济规模和贸易金融总量在金砖国家中的绝对占比，人民币用作支付结算货币及交易储备货币应该最为便利且相对容易为各方所接受。但若如此，就意味着其他金砖国家会丧失货币发行权和独立的货币政策，可以说任何一个金砖成员国都不会轻易接受。我认为，有关金砖国家提出的共同货币可能不是以主权国家货币来充当的思路，而是类似于欧元的“共同货币”（Common currency）的形态。欧共体自上世纪七十年代起建立欧洲货币体系至21世纪初推出欧元，前后总共花了30多年时间，期间欧盟国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可见，即使金砖国家能形成共识，实现共同货币机制的目标却依然是任重而道远。
建立共同货币的基本前提条件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即区域内国与国之间贸易和投资不存在实质性的门槛和壁垒，人力和资本等各种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和配置。从金砖国家的现状看，这些条件基本上不存在。欧元区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上较高且相近；经过长期推动，经济一体化水平较高。但依然存在部分国家经济规模相对较大，发展水平较高，区域内各国经济发展水平明显不平衡问题，导致英国不愿意参加欧元区，甚至最终退出了欧盟。金砖国家的强弱差异更大，利益则更难协调。随着金砖国家进一步扩容，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可能会继续扩大，在共同货币创建上要达成共识的难度更大。
近年来，俄罗斯正在与相关金砖国家合作研究推出“金砖之桥”本币结算平台，同时探索数字货币结算方案，具体内容涉及使用统一数字货币、发行类似代币的数字金融资产等。金砖国家的这项创新举措对于改革和创新国际货币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这还只是刚刚起步，未来会面临很多挑战。数字货币的使用能够提供安全、高效的支付结算渠道，创新使用场景，构建多元共存的数字货币体系；数字货币对贸易媒介有智能强化作用，将有助于推动全球支付结算系统变革；未来数字货币使用真正落地，将弱化美元作为国际关键货币的功能。
从实际运行层面看，数字货币在跨境支付结算使用的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数字货币与银行系统的耦合将简化跨境货币结算流程，数字化、点对点的交易特征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并提高结算速度。从本质上看，数字货币与传统货币并无差别，但数字货币的优点是成本低、速度快且安全。毫无疑问，以数字货币进行支付结算可以加快人民币的流通速度。数字人民币的使用将有助于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在更大范围内扩大使用。随着大数据和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广泛和深入的应用，数字人民币的使用效率将进一步提升，其规模效应和外部网络性将进一步扩大。不可篡改性使得数字货币容易朔源和监测，导致其透明度跨越式地提升。数字货币的这些重要属性必将有助于监管当局提高宏观管理和微观监管的准确性和针对性，有助于提高主权货币的安全性。数字货币的引入将有助于推动和提升金砖国家支付结算体系建设。
综上可见，金砖国家的货币合作才刚起步，除本币支付结算外，其他设想还远未成熟，尤其是在区域货币一体化问题上会有很长的路要走，且道路会十分崎岖。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货币合作领域内每取得一项成功都将付出艰辛的努力。诚然，金砖国家在货币领域合作的实践将对“去美元化”持续产生影响。
3、如何应对“去美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应该看到，迄今为止，全球“去美元化”进程尚未颠覆美元独大的基本格局。在美国政治、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的强有力支持下，美元仍将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在全球货币金融舞台上扮演最为重要的角色。美元作为关键国际货币已有优势的惯性将难以在一夜之间被彻底颠覆，英镑走过的历史似乎可以佐证这一点。本币结算推进并没有迅速弱化美元作为全球支付结算、交易和储备货币的地位，很难在短中期内直接导致“美元霸权”走向彻底终结，但会持续削弱美元作为全球关键国际货币的基础。为了在全球“去美元化”过程中更好地避险，有效和稳健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需要采取一系列理性和具有针对性的举措。
新形势下应不失时机地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鉴于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国和第二大投资国，“去美元化”无庸置疑地会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机遇。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不断取得进展，人民币在中国跨境收付和跨境贸易结算的占比快速上升。央行统计数据显示，2023 年跨境人民币收付金额合计 52.3 万亿元，在同期本外币跨境收付总额中的占比达 58%，货物贸易项下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占同期本外币跨境收付比重为 25%。2024年一季度，货物贸易项下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占同期本外币跨境收付比重进一步提升至近30%。当前人民币国际化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美国推行逆全球化和美元“武器化”，各国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对美元越来越不信任，进而不同程度地推动“去美元化”进程，从而有助于改变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一家独大局面。不断增长的国际需求将会寻求新的支付结算货币，而具有坚实经济交易基础和良好信用的人民币，将会更多受到国际需求的青睐。未来人民币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填补国际货币体系中出现的空档。然而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我国经济面临不稳定、不确定甚至严峻的外部环境，人民币的跨境使用会遇到一定压力。如果不积极加以推进，美元占比下降腾出的空档有可能未必会由人民币来填补。因此有必要把握住机会，采取积极的相关政策举措，趋利避害，持续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未来尤其应积极参与和推动金砖国家支付结算体系的创新活动。通过参与主导和资源投入来为人民币跨境使用获得更大的空间。我国应积极以越来越成熟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体系（CIPS）参与全球治理，以更好地响应世界各国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面的诉求。
在发展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的同时，加大力度推进人民币国际大宗商品定价与结算。国际大宗商品定价与结算是货币国际化的重要具体表现。目前，人民币在国际大宗商品定价与结算方面使用的份额，与我国规模巨大的商品进口的地位很不匹配。时至今日，主要国际大宗商品包括石油、黄金等大部分定价和结算仍然以美元进行。一个时期以来，全球大宗商品已从传统的生产商和贸易商主导定价，转变为由期货市场主导定价。若要提升人民币大宗商品的定价权水平，就不能没有国内成熟商品期货市场的支撑，同时加快国内大宗商品期货市场的开放，而这方面恰恰是人民币国际化中的短板。尽管我国在一系列大宗商品领域推出了人民币定价，但其国际市场的影响较为有限。未来应采取更有针对性和力度的举措推进人民币国际大宗商品的定价与结算。石油人民币定价应尽快突破。
伴随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突破性进展，持续挖掘人民币《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下称RCEP）区域的使用潜力。RCEP是东亚和东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成果。未来很有必要更加有效地利用这一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机制，进一步增强区域内人民币的计价结算、金融交易、国际储备等方面的功能。已有数据显示，RCEP的生效实施，为人民币在区域内的使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RCEP中关于支付和清算的国民待遇条款、新金融服务的准入条款、加入自律组织的国民待遇条款、信息转移与处理的保障条款等金融服务条款等，有助于推进区域本币金融服务创新，夯实本币区域流动的基础，提升本币使用频次和认可度。毫无疑问，RCEP将有助于人民币扩大在其区域内的使用，同时也会相应减弱美元在区域内使用的规模和频率。目前，人民币在RCEP区域内使用已初具规模且不断扩大，应把握好良机，进一步释放人民币在该区域内的使用潜力。
持续增强人民币资产的全球供给能力和吸引力。人民币跨境使用的发展需要完善境外人民币的回流机制，而人民币资产的供给能力和吸引力是其回流的关键因素之一。未来应丰富多元化和收益稳定的金融产品，增加和改善人民币金融资产的供给，提升人民币金融资产的质量，进一步扩大境内金融市场的开放，从而满足和便利境外人民币资金投资需求。尤其是应向国际投资者提供相当规模的高评级人民币债券资产，其中主要是信用状态好、风险水平低和收益回报高的国债。通过持续扩大优质人民币资产供给，有效提升人民币对全球投资者的吸引力。
进一步完善和夯实人民币跨境使用的基础制度安排。经过约15年的发展，人民币跨境使用已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未来需要以高质量人民币跨境使用为目标，以市场驱动企业自主选择为基础，进一步夯实相关的基础设施。应继续完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推动更高水平金融市场双向开放，促进人民币离在岸市场良性循环。持续完善本外币一体化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建立健全跨境资本流动监测、评估和预警体系。
构建境内离岸金融体系，加大力度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跨境使用推动了全球离岸金融中心的人民币交易稳步增长。但迄今为止，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与中国经济的地位仍不相匹配。人民币在全球支付结算，外汇交易和外汇储备中的比重偏低。如果能够开辟境内离岸金融市场，即地理位置在境内，交易双方主要是非居民的“外—外”型市场，并以此节点向外发展离岸交易，与香港等金融中心遥相呼应，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对人民币更好地走向全球各离岸金融中心会有实在的好处，有助于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加快发展。
推进金融和资本账户可兑换和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国际货币在资本项下不可兑换和汇率非市场化是不可想象的，必然会阻碍其成为关键的国际货币。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并成为主要国际货币的重要前提是资本项目开放和汇率市场化。伴随着金融对外开放的发展，我国在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宏观审慎管理和金融监管等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在货币自由兑换和资本流动管理方面拥有了丰富的政策工具，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也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对外开放，我国的市场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和相关调控资源。为进一步推进人民币跨境使用，未来应稳步推进人民币在资本和金融账户下可兑换和汇率市场化，不断改善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重要基础。未来很有必要构建本币可自由兑换、资本自由流动和汇率市场化程度较高条件下的风险预警和调控机制。
稳步提升中资金融机构的跨国经营能力。金融机构的跨国经营能力对其本币国际化将产生重要影响。美国的跨国银行网络和经营水平为美元成为关键国际货币提供了强有力支持。尽管我国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规模巨大，且跨国经营持续发展，全球经营网络已基本构成。但迄今为止，中资金融机构的国际化经营水平仍有待提升。这其中固然有中资金融机构自身的原因，包括比较注重境内市场和国际化经营能力不强，但受美元体系制约也是重要原因之一。随着双边本币支付结算的推进，中资金融机构应进一步发展以人民币为主要交易币种的国际化业务，进而为人民币跨境使用提供机构网络布局的支撑。通过中资金融机构提供多样、便捷、低成本的人民币金融产品，构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人民币交易市场，丰富人民币区域循环使用场景，打造人民币跨境流动的有效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