寸纸千思，跨越国界。
中法两国拥有独特而深厚的文化底蕴。法国以浪漫多元闻名，中国以优雅深邃著称。这两种文化魅力在奥运会开幕式上得以生动展现：巴黎奥运会的塞纳河开幕式彰显了法国的想象力与浪漫气息，北京奥运会的宏大规模和精湛编排则展示了中国的文化积淀和组织能力。正是这种独特与多元，使中法文化交流成为一片沃土，两国在文学、艺术、手工艺等领域交融互鉴，孕育新的文化表达。
站在中法建交60 周年的历史节点，COSMO 邀请两国文学领域的中坚力量展开跨国对话，激发智慧碰撞与创意共鸣。
中法文学交流源远流长，在近代更是蓬勃发展。从20世纪初开始，在蔡元培等人的倡导下，大批中国青年赴法留学，掀起中法文化交流高潮。其中，广东籍诗人、教育家、翻译家梁宗岱不得不提。他不仅将法国作品译介到中国，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他还率先将庄子、陶渊明、李白等中国古典文学翻译成法文。梁宗岱以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视角，探索中法文化对话的可能性，既有学习法国文化艺术的自觉，也有传播中国文化的自信。
百年过去，除《论语》《孙子兵法》《骆驼祥子》《家》等经典作品，越来越多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也引起了法国出版界的兴趣。同时，法国文学作品持续不断地被引介到中国，丰富着中国读者的阅读视野。双向交流，双向探索，已成为中法文学交流的常态。
在这样的背景下，COSMO邀请中国青年作家张悦然和法国龚古尔文学奖得主尼古拉·马修对话。张悦然的小说《茧》曾入围法国最佳外国图书奖，尼古拉·马修的《动物战争》 《他们之后的孩子》在中国也广受好评。尽管在当下，文学面临着各种挑战和冲击，但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能穿越国界和时空，抵达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展现着持久的生命力和普世价值。
Dialogue
尼古拉·马修×张悦然
张悦然：我读过您的《他们之后的孩子》，很喜欢。小说充斥着一种躁动、生猛的气息，通过少年的成长展现了社会的变迁，尖锐而有力量。我觉得中国读者会在这部作品里，找到很多共鸣，特别是我的同代人。在我们的少年时代，中国的经济开始飞速发展，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周围世界的变化赋予了青春更多的意义，也转化成更丰富的回忆。
尼古拉：我想，个人成长和青春期的情感确实具有普遍的吸引力，小说里描绘的去工业化城市的命运，也是个全世界的议题。不过，在此之前，我其实不太知道《他们之后的孩子》在中国是被欣赏还是被批评的。翻译作品的情况往往如此。我虽然没有读过非常多中国作家的作品，但我在索邦大学读书的时候喜欢中国绘画，也很喜欢李白。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法国书店里，比如，我知道您的小说《茧》入围了2019年法国最佳外国图书奖。
张悦然：是的，我在法国做文学交流的时候，发现法国读者似乎很喜欢《茧》的叙述方式。小说由两个独白似的声音构成一来一回的对话，逐渐解开隐藏近半个世纪的家族之谜。用私密的、个人化的叙述来承载历史，这种形式在法国拥有悠久的传统。但在中国，人们更倾向于认为文学应该承载宏大的、具有全局观的历史图景。
尼古拉：那种描绘一个时代、一个世界，讲述历史和风俗变迁的巴尔扎克式的宏大小说，法国人也依然很喜欢。虽然有文化差异，但文学之所以能够跨越国界，是因为它能够将普遍性的恩惠与独特性的天才融为一体。我们对自己以外的生活和故事感兴趣，因为我们能在其中认出自己。人类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是陌生的，它超越了国籍、时间和地点。与此同时，我们也渴求其他事物，渴求换个环境，渴求知识，渴求适应。了解其他世界的欲望与“在别处”找回自我的需求同样强烈。
张悦然：在我看来，文学之所以是世界性的，正是因为小说本身是关于人类最朴素和最恒常的情感。优秀的小说在挖掘和探索这些情感的同时，可让读者开启自身的经验，参与其中，并与之强烈共情。因此，文学不仅可以跨越国界，也可以跨越时空。当下，有人开始质疑经典作品对当代人是否还有影响力。至少对我来说，中国古代的唐诗宋词，法国文学里的《包法利夫人》 《悲惨世界》等经典作品都深深影响着我。文学经典带来的滋养是多方面的，语言上的，形式上的，或者纯粹是某种情感上的。
尼古拉：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我也一读再读。我对经典的永恒性深信不疑，认为经典正在过时的想法太荒谬了，好像艺术的产生是为了呼应技术进步，或者通过批判但丁性别歧视或解构《安娜·卡列尼娜》的意识形态，我们就能凌驾于这些作品之上。这种看待问题的方式凸显了我们的傲慢和缺乏历史感。在莎士比亚、普鲁斯特或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中，都展现了独特的文学形式、深刻的情感表达以及敏感的知识探索，这些特质与人性的联系是永恒的。
原文刊载于《时尚COSMO》9月刊
策划：朱瑾
编辑：聂丽平、若菲
文：张令芸
视觉：卞玉清
摄影：艾欣、胡一帆、Antoine Lippens、胡佳荫
部分图片：视觉中国
排版：Lydia
设计：姜黑勒久
编辑助理：徐紫瑞、魏浩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