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米磊等】
作为工业强国，德国重视汽车、机械等传统制造业，新兴产业不是它的发展重点。而德国人一旦形成共识，便会将制度、组织、资源都向这个方向倾斜，不会轻易改变。这一点与美国的冒险精神截然不同。德国“专精特新”企业很多，企业的策略是关注技术进步以提升全球竞争力，主要关注稳定性、连续性和渐进性。
本文摘编自《硬科技2：从实验室到市场》，书中以国际比较和历史视野，从机制体制、人才、金融、新型研发机构等角度展开，讲透了科技与产业两张皮难题。
01. 成功的技术教育
与美国“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为主的颠覆性创新模式不同，德国走的是一条“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的路径。
今天全球闻名的拜耳、巴斯夫、赫希斯特等德国化工巨头均成立于19世纪60年代。德国化工能得到迅速发展，主要得益于两个因素：一是德国一系列教育改革培养了科研人才；二是德国更加关注原创科技的转化。也正是这两个因素推动了德国的产业转型。
巴斯夫工厂 图源：腾讯科技
从内部因素来看，德国化工巨头的崛起不得不归功于德国教育体制以及以李比希实验室为代表的“科研+应用”型学校。也就是说，德国凭借基础研究和教育体制，收获了大量的化学专利和应用人才，在科研和技术端已具备了世界一流的实力。
德国曾十分羡慕英国强大的机械工业，但是，德国人也意识到现代工业不同于传统工业，依靠传统的“学徒制”进行人才培养是无法在短期内追上英国的。因此，德国在其义务教育制度的基础上，强调应用科学教学和基础理论训练。于是，德国各地开办了许多工艺学校和职业学校，尤其关注青年工人和学徒的技术教育。此外，德国高等院校不仅十分注重科学理论，还要求大学重点培养应用型研究人员。
这里就不得不提到著名的李比希实验室。1824年，李比希成为吉森大学化学教授，其理想是培养一批新一代化学家。当时，德国大学只教授教材上的知识，并偶尔进行实验，完全没有专门指导实验教学的条例或规定。凭借着对梦想的执着，1826年，李比希在政府资助和自掏腰包的情况下，建立起吉森大学化学实验室（李比希实验室前身）。世界上第一个化学教学实验室就此诞生。
李比希实验室一角 图源：腾讯科技
也正因为李比希实验室的创新及示范效应，德国开始大规模复制李比希实验室，进一步加强了德国在化工领域的科研与应用实力，德国化工产业得以迅速发展。那些影响世界的尿素、钾肥、磷肥等化学产品均离不开德国。
02. 利用全球科学成果发展本国产业
19世纪七八十年代，德国的产品以品质低劣著称，在全球受到了诸多批评，这使得德国人开始重视国家荣誉；同时，德国不少学者与产业人员在游历美国之后发现，尽管德国大学的科研能力十分强大，但与产业应用相距甚远，因而借鉴了美国的经验，开始有意识地关注科研、技术、产业的联动。
德国在专注科研和技术端实现自主创新的同时，也并未忽略其他欧洲国家的优秀科研成果。得益于法拉第、麦克斯韦、焦耳等人在电学方面的研究贡献，德国获取了大量的电学知识。19世纪40年代，西门子成立，其后，德国依靠电气公司集群成为欧洲电气时代的主导者。
1866年西门子发明了首个实用型发电机
1891—1913年，德国电气工业总产值增加28倍，规模位列欧洲第一；1910年，德国拥有包括西门子在内的195家电气公司。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1913年)，德国电气产品占全世界的比例为34%，而作为头号工业强国的美国仅占29%。此时的“德国制造”再也不是廉价拙劣产品的代名词。凭借质量与实用性，德国产品在全球受到青睐。
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的德国不仅借鉴吸收国外先进科研成果，同时在应用科学方面开启了自主研究，将科学和工业结合以应用于国内产业的发展，形成了“欧洲科研+德国技术+德国产业”模式。德国推动了发电机、内燃机和化工原料的应用，引爆了汽车、化工与制药、电气产业，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之一。最终，德国也因其领导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而实现经济腾飞。
03. 中小企业都有自己的核心技术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英、美、法三国为主导的盟国管制委员会提出“限制工业计划”，该计划把德国的工业分为三类：造船业、飞机制造业、轴承制造业等可直接用于军事目的的工业要予以禁止；化学工业、钢铁工业、电气工业等能够用于军事但基本上还是民用的工业要加以限制；没有任何军事意义的工业则听任其自由发展。该计划还要求德国的工业生产能力降至1938年水平的50%~55%。
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近400多位顶尖科学家先后离德赴美，如“火箭天才”冯·布劳恩等，再加上联合国针对战败国家的“十年科研禁令”，德国科技实力一落千丈。
火箭先驱：冯·布劳恩
不过，由于冷战，盟国对削弱德国的计划有所动摇。为了遏制苏联在东德的势力，1947年，英美两国发表“修正的工业限制计划”，允许西德地区的工业生产能力恢复至1938年水平的70%~75%，重点恢复基础工业的生产能力。
战争摧毁了德国的基础设施和工业设备，却无法摧毁德国近百年来夯实的科研基础、工业体系以及德国式企业家精神。于是，在英美两国解除限制并提供资金(“马歇尔计划”)的背景下，德国采取了纵向深化创新模式。该模式的核心是“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紧抓产业需求，开展科技端攻关。
德国从工业1.0走向工业4.0，构建了“以产业为先导，以科技为支撑”的“德国科研+德国技术+德国产业”新模式。
在产业端，德国的中小企业发挥了重要作用。19世纪末，德国企业就意识到了山寨货是存在很大问题的。此后，德国企业便围绕基础工业在核心工艺和核心产品上发力。这种转型带来的结果便是德国的许多中小企业都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或产品，这也是“隐形冠军”之名的由来。此外，德国企业对国际科技创新方面的合作也十分关注。
采埃孚股份公司（ZF Friedrichshafen AG）总部位于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的腓德烈斯哈芬（Friedrichshafen）市，全球500强，是全球汽车行业的合作伙伴和零配件供应商，提供传输、转向、底盘系统等汽车零配件。
04. 全新的创新体系
随着对产业竞争力的要求的提高，德国对应用技术的升级也极为重视。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一个全新的创新体系被构建起来。
德国成立了一系列著名的研究机构，包括马普学会、弗劳恩霍夫协会、亥姆霍兹联合会、莱布尼茨科学联合会。其中，马普学会侧重基础研究，亥姆霍兹联合会主要从事大科学研究，弗劳恩霍夫协会直接面向产业从事应用技术研发，莱布尼茨科学联合会主要从事面向应用的基础研究。
除了专业的研究机构，德国史太白技术转移中心等老牌转化机构也再度发力，为高校及企业提供专业化、国际化的服务。例如，史太白技术转移中心在50多个国家设立了独立核算、自主决策的专业技术转移机构或分中心，并且拥有众多附属机构、风险投资伙伴和项目合作者。此外，德国洪堡基金会、德国科学基金会等凭借自有资本或公共资金资助具有良好前景的科研项目。
弗劳恩霍夫协会被称为“科技搬运工”，是一个体制成熟的科研创新服务机构。世界上第一台MP3、可实时监测病人血压的植入式传感器、生物样本库存存储技术……均诞生于弗劳恩霍夫协会。弗劳恩霍夫协会的研发定位不同于大学的纯基础研究，也不同于工业的实践研发，而是介于二者之间，在学术研究和工业生产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将从事基础研究的高等院校与从事产品开发的企业紧密连接在一起，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成果转化和创新。
在一个多兆瓦的实验室里，弗劳恩霍夫的研究人员正研究稳定电力供应的先决条件。 图源：弗劳恩霍夫官网
可以看到，德国对科技创新的持续重视让德国得以成为欧洲第一经济强国。同时，德国企业在创新上“独具一格”，也因此诞生了诸多闻名世界的“隐形冠军”。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德国的科技与制造业很强，“隐形冠军”也很多，但是德国的创新系统并不是一个“颠覆式创新”的体系，而是“渐进性创新”的体系。究其原因，与它的“产业—技术—科研”模式有关：德国“专精特新”企业多，企业的策略是关注技术进步以提升全球竞争力，主要关注稳定性、连续性和渐进性。
另外，德国重视汽车、机械等传统制造业，新兴产业不是它的发展重点。而德国人一旦形成共识，便会将制度、组织、资源都向这个方向倾斜，不会轻易改变。这一点与美国的冒险精神截然不同。
强大的德国其实一直是一个“均衡偏好者”，在创新与制造业之间寻找着最佳的点——一切科研和创新都是为了实现德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而非颠覆世界，这种选择最终也造就了德国科技创新的模式。
《硬科技2：从实验室到市场》
米磊 曹慧涛 李浩 张程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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