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人设”上,AI试图设立的第一形象是“权威性”,答话斩钉截铁,即使是毫无把握的问题。

作家死了?文学死了?人文学科危中寻机,催生出AI叙事学、人机对话修辞学等

“作家死了”、“文学死了”,曾经都是国际学界提出的重大命题。尽管当今时代背景已完全不同,但在人工智能时代“作家”乃至“文学”会否不复存在?作为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浙江大学教授聂珍钊周末在沪重新抛出这一话题,他直言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能生成文学作品,甚至创作出比传统作家更完美的作品,因此AI文学生成器即AI作家应运而生,它的出现预示着AI将逐渐取代作家,导致作家职业的逐渐消失。

“这是AIGC写作的发展趋势,也是满足读者阅读需求的必然结果。”他预测,“AIGC取代作家及作家职业的消亡趋势不可逆转,这正是文学面临的严峻挑战。”这样的趋势促使人文学科不得不主动或被动地接受自然科学并融入自然科学,从而催生出文理相融的新的学科,“也许应该叫数字人文或AI人文,这标志着科学化的人文学科时代到来。

作家死了?文学死了?人文学科危中寻机,催生出AI叙事学、人机对话修辞学等
上海交大徐汇校区。徐瑞哲 摄

【人与AI比叙事,修辞是它的短板】

早在20世纪行将结束时,未来学家罗尔斯·椰森有过这样一个预言:“讲故事的人将是21世纪最有价值的人。所有专业人员,包括广告作者、教师、企业家、政界人士、运动员等的价值评判标准将是:他们用故事吸引听众的能力有多强。”20日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的“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时代科技人文融合发展”高端论坛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云山工作室首席专家,江西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傅修延表示,事实上,从20世纪末开始,就有一些人陆续提出建议,要把人类的物种学名从“智人”改为“叙事人”,理由是人类并非唯一拥有智慧的高等动物,而“叙事人”比“智人”更能突出我们这个物种的特征。

傅修延教授认为,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似乎都在证明这一预言已成为现实。“讲故事的人过去主要集中在文学领域,如今各个领域都有优秀的故事讲述人涌现出来,似乎一场跨学科的叙事能力比赛正在大面积地展开。”

然而,这场比赛并不仅仅是人与人,也不仅仅是机器与机器,更多的是人与机器。甚至SORA等“文生视频”的问世,让人类原本独有的叙事方式也变得可被模拟。当下,多个人机合作的创作案例已然出现,如《霍夫曼的犹豫不决》《AI的内在生命》等,表明AI已经开始深度参与文学创作。同为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尚必武教授强调,AI文学挑战了“叙事再现人类经验”“人是讲故事的动物”等叙事学中的经典命题,也挑战了作者与隐含作者的概念,而且它不仅挑战了传统文学概念,还动摇了文学批评的核心。“叙事学如果不介入对AI文学的研究,将导致理论的不完整性。”

AI叙事学之外,人机合作的问答方式也催生出“人机对话修辞学”。21日同在上海交大举行的第二届“数字·智能的世界”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修辞学家、上海高校学报研究会理事长胡范铸主张在“新言语行为分析”的视域下对人机对话修辞学进行深入研究。“不仅人类在机器面前需要‘学会提问’‘学会听答’,”他本人与GPT类型的大语言模型进行对话实验,发现这类问答机器人从修辞学角度上讲带有明显短板。

比如,在“人设”上,AI试图设立的第一形象是“权威性”,答话斩钉截铁,即使是毫无把握的问题。胡范铸发问,“这与人际会话的修辞存在重大差异,到底源于设计的缺陷还是‘商业’的需求?”此外,在言语形式上,AI的回答几乎不提供“言据性”标记,不采用“据某数据库”、“据某某说”的标记,也不提供“信源”信息;而在言语逻辑上,AI一旦说错第一句,通常就会自圆其说“推出”第二句、第三句,直到被逼出自己在某方面的“无知”。

作家死了?文学死了?人文学科危中寻机,催生出AI叙事学、人机对话修辞学等
搭建人工智能时代科技人文共同体对话平台。

【科技为人文赋能,人文为科技赋值】

“面对人工智能浪潮的冲击,如何回应学科发展所面临‘人文学科危机论’‘人文学科价值有限论’甚至‘人文学科无用论’的现实困境?”关于科技人文融合发展,研讨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社版)》主编彭青龙教授,在时代性和思想性的立场上,呼吁致力于弥合科技与人文之间的“融合赤字”。

危中寻机。上海交大人文社科资深教授、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王宁直言,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使得那些长期习惯于关起门来做自己封闭式学问的人文学者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他们无法应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因而对科技的介入持一种抵制甚至敌对的态度。另一方面,他也深感欣慰,中青年学者虽然感到这一新生事物的来临比较突然,但由于自己的知识积累和对新生事物的异常敏感和探索欲望,很快就开始适应,自觉将人工智能的一些先进方法和自己的学术研究相结合,饶有兴致地进行跨学科探索。

反过来讲,“若没有人文精神的指引,科技的发展是极其危险的。”《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理事长刘曙光,在“数字·智能的世界”主题研讨中指出,元宇宙、人工智能、生命科学、新材料、新能源、量子计算等既可能给人类带来福祉,也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当今世界,自然科学奔向哲学社会科学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人文社科数智化成为学术界发展的重要新方向。

在王宁教授看来,一方面人文学者通过与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交流和对话,可以学到一些当今前沿的高科技知识,并在与科技人员的交流和对话中向他们灌输一些人文思想和文史知识,使他们得以审美地享用自己参与生产的物质文化生活成果,同时也使他们认识到,无论多么先进的科学技术,都是人发明和发展更新的,因此人的因素依然是第一位的。“科技与人文的终极目标都大致相同,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和成果形式有所不同。”因此,首先就要实现科技与人文的融通和对话,这样才能最终实现构建科技人文命运共同体的理想。

作家死了?文学死了?人文学科危中寻机,催生出AI叙事学、人机对话修辞学等

“科技为人文赋能,人文为科技赋值”的观念正得到广泛认同。北京大学副校长、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宁琦也表示,人文学科正经历深刻变化,科技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研究提供了新工具,也带来了坚守人类中心与持续发展的挑战。同时,应警惕过度依赖技术可能导致的认知与创新能力退化。她认为,人文学科正积极接纳人工智能,数字人文成为该领域的前沿。由此,人文学科在研究方法上变得更高效,研究方式从个人探索转向跨学科合作,研究内容也出现了涉及伦理、规则重构等新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