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锐

作为家族财富管理的重要形态，家族办公室近年来呈现加速扩容趋势。全球家族办公室数量从2019年的1285家增长到2023年的4592家，资产管理规模已超越对冲基金，达到约6万亿美元，相当于全世界股票市场价值的百分之七。而根据财富研究公司《2023年世界超级财富报告》的最新预测，到2030年，全球净资产超过500万美元的家族将有15.4万亿美元的巨额代际财富转移，但是按历史经验成功传到第二代的不足30%，成功传承到第三代的不足13%，成功传承到第四代的不足5%。家族企业势必进一步寻求家族办公室的智慧支持，全球家办市场规模因此会继续扩容。

家族办公室是专为富裕家族提供财富管理和家族服务的机构。从归属关系看，家族办公室分为内置型与独立型两类，前者隶属于家族企业，后者是第三方服务机构。而从服务对象的数量看，两类家族办公室又可以区分为单一家族办公室（SFO）与综合家族办公室（MFO）两种，前者仅向自身或单一家族提供服务，后者则面向多家族成员提供智慧支持。回溯发现，历史上许多富豪家族最初启用的都是SFO，但后来基本上都转向升级到MFO。

一般而言，家族办公室可提供的服务主要有五大类，包括咨询服务（财务规划、法律事务、税务规划）、投资服务（资产配置与风险管理）、行政服务（实物管理、记账管理、档案与合同管理）、治理服务（家族宪章拟定与修改、代际与传承教育、经理人选拔与监督）、社会服务（礼宾和安保服务、健康顾问、慈善公益、社交与公共关系），其中投资服务处于核心位置。总体来说，在实现家族资产保值增值以及投资风险隔离的同时，家族办公室还可以借助“1+N”的系统性工具为家族企业厘定出更为明确的战略方向，顺利实现所有权人的代际衔接与传承，打破“富不过三代”的魔咒，同时通过对家族财富所有权和受益权的分离管理，有效杜绝了家族核心资产被出售与分割的风险，确保了家族财富的世代永续。

家族办公室最早起源于古罗马时期的家族主管（Domus)以及中世纪时期的总管家（major Domo)，而现代意义上的家族办公室由摩根家族于1838年所创办。“二战”后西方社会中产阶级大规模崛起以及社会财富的新一轮井喷，巨大需求之下，一批独立型家族办公室开始步入舞台中央。

作为一种基本逻辑，每一次经济与金融动荡都必然会让人自省与反思。美国次贷风波与全球金融危机令全球不少家族的财富市值大幅萎缩，忧患意识也得到空前提升，富豪家族对财富管理的专业性需求与日俱增，创建与拥抱家族办公室似乎成为了顶豪家族的行动标配，如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的家族办公室Bezos Expeditions，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的家族办公室coniq Capital，LVMH创始人伯纳德·阿尔诺的家族办公室Groupe Arnault等。

从行业生态看，目前的家办市场既算不上红海，也不能被视为蓝海领域，较为客观的定位是既存一定竞争又有相当留白市场的紫海，只是未来的竞争程度势必会进一步提升，朝着红海领域升级也只是时间早晚问题。另一方面，由于服务对象的特殊性以及服务需求的鲜明个性化，当一个家族办公室获得了某一家族企业财富管理的资格，相当于对同业者构筑起了排他性门槛，在不同的家办企业对服务对象的业务构成垄断的前提下，未来家办行业的集中度不会太高，充分竞争格局下将出现头部、腰部与尾部企业之分。

目前，能够针对家族企业财富管理需求给予全方位和充分响应的家族办公室并不多，原因是现实中的需求层级越来越高，服务难度越来越大。比如由摩根大通与洛克菲勒基金会共同提出的“影响力投资”指标越来越受到家族企业的重视，但如何帮助家族企业实现这种义利并举、公益与商业相融合的投资目标，却是至今为止家办企业的未解难题。同样，摩根大通发布的《2024全球家族办公室报告》显示，家族企业目前存在的最大服务缺口是网络安全，同时有45%的家族企业准备配置虚拟货币等另类资产，这些技术含量奇高的服务远非许多家办企业所能提供的。就此，较为优化的抉择是，家族办公室在强化核心业务服务的前提下，尽可能寻求非核心业务的外包，业务嫁接与混合外包的行业合作趋势会越来越显著。

家族办公室发展到今天，已经不仅仅是世界顶级的财富管理形态，更成为了全球资本市场中举足轻重的参与者，并且家族办公室还能够将资本引向更多的实体经济领域，产生巨大的乘数效应。正是如此，欧美国家以及新加坡与中国香港在不断地优化政策环境，以吸引更多家族办公室的进驻。另一方面，按照摩根大通的最新报告，一个大型家族办公室的年均运营成本超过600万美元，近四分之一的家族办公室年成本超过1000万美元，而且只有全球前0.01%的富豪能够承担家族办公室的运作成本。因此，独立型或第三方家办会进一步成为行业主流，同时家办市场也会出现离岸家办、虚拟家办等新的业态。

本版专栏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