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益于AI市场的火爆，长期深耕于人工智能领域的英伟达抓住了时代的风口。
在唯算力论的AI时代，英伟达的AI芯片成为了科技产业的“通用货币”，有媒体描述称：“全球科技产业的CEO都在排队等着见黄仁勋。”
此前，据富国银行统计，英伟达在AI芯片领域一度占据高达98%的市场份额，也因此，2024年第三季度，英伟达市值超过三万亿美元，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
巨头背后最离不开的是掌舵的人，如何带领英伟达成长为巨头，时间拉回1963年，我们从头讲讲关于黄仁勋的故事。
01.人生筑基期：辗转台湾、泰国、肯塔基和俄勒冈
黄仁勋人生的第一块拼图在台湾。1963年2月17日，台南一家医院里，黄兴泰激动地抱起刚出生的儿子。
父亲黄兴泰任职于美国冷气制造商开立（Carrier）公司，是一名化学工程师，由于萌生出开办化工企业的想法，在黄仁勋5岁时，全家人搬到泰国生活。
和很多小男孩一样，孩童时期的黄仁勋也不是“省油的灯”。8岁时，第一次认识“汽油”让黄仁勋很是兴奋，他把汽油倒进家里的游泳池，转头潇洒地点了一把火，回想起当时的画面，黄仁勋的描述是“太美了”。
看着眼前的场景，水火交相辉映，折射出的光与影，黄仁勋的妈妈罗采秀说了一句“very beautiful”。没有怪罪与指责，“诚实、勇敢、做好人”是夫妻二人的育儿经。
由于之前在开立工作，黄兴泰常常能参加美国总部的培训，大洋彼岸提供的教育、视野和环境让黄兴泰在心里埋下将两个小孩送去美国读书的种子。
20世纪70年代，持续已久的越南战争让东南亚局势动荡。1973年，泰国学运爆发成了黄兴泰把黄仁勋兄弟二人送往美国的直接导火索。
就这样，人生辗转来到第三站，美国肯塔基州。
由于投奔的亲戚刚刚移民到美国，手头并不宽裕，只能将兄弟二人送至当地的一所宗教管教的寄宿学校，肯塔基州奥奈达浸信会学院。
如何评价这所学校？就是时至今日，它依然位列世界上最便宜的15所寄宿学校榜单。在这的学生，不会抽烟、喝酒、打架斗殴，反而成了“非主流”。
入校后，黄仁勋最先认识了他的室友，比他大七岁的“校霸”，在宿舍的第一天，就看到了室友脱下衣服后露出的七条伤疤，因为他刚刚打完架回来。幸运的是，黄仁勋找到了这里的生存之道。黄仁勋跟室友达成交易，他帮室友写作业，室友当他的“保护伞”，为了融入主流，黄仁勋在这里学会了抽烟和打架。
但在那个年代，严重的种族歧视还是让黄仁勋吃尽了苦头，跟“Nigger”同等性质但专用于黄种人的称呼“Chinks”在学校里成了黄仁勋的专属，在走过通往学校必经的吊索桥时，总有人试图把他晃下去，这个顶着亚洲面孔且个子矮小的小孩无疑是最佳的霸凌对象。学校宿舍的厕所都归他洗，他没得选，在多年后他回忆起来称：“你很难想象他们会在厕所里留下什么，但这不妨碍我是世界上最好的清洁工”。后来，他在很多演讲中都提到了“韧性”，而在这的经历也让韧性在黄仁勋身上有了第一次具象的表达。
父母的爱让他撑过那段时光，虽远隔千里，但每个月他们会录满四个磁带的录音，告诉黄仁勋在泰国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段经历肯定是苦的，但黄仁勋总是能笑着提起。2019年，他向学校捐了一栋楼，并深情地回忆起那座现已不复存在的人行天桥，却只字未提那些曾试图把他从桥上推下去的霸凌者。
从奥奈达浸信会学院毕业后，黄仁勋的父母也来到美国，一家人迁居至俄勒冈州。在这里，黄仁勋入读了阿罗哈高中，他对乒乓球这项运动展现出异于常人的运动天赋，14岁登上美国体育画报，15岁获得世界少年乒乓球比赛第三名。
对于乒乓球上取得的成绩，黄仁勋的说法是：“在生活中，许多事情不是去挑选，而是用心去感受，打乒乓球是因为喜欢和热爱，让心去决定，然后专注地做。”
在阿罗哈高中，由于成绩优异，黄仁勋跳级入读，但也由于这个原因跟其他同学存在年龄上的差距，很难跟班里的人打成一片，性格也变得越来越内向。
好在哥哥帮黄仁勋谋得一项“事业”，在丹尼餐厅打工。据黄仁勋的描述，丹尼餐厅是他职业生涯的起点，用现在的话描述，在这里，他“成长曲线陡峭”。黄仁勋历任洗碗工、摆盘工，最后走上服务员的岗位，也是因为当服务员与陌生人高频接触，使他变得敢于跟人沟通，改掉了以往害羞腼腆的性格，还顺道提升了一下口语水平。时至今日，黄仁勋在自己的领英界面放的两项工作经历，一项是英伟达，另一项就是丹尼餐厅。
80年代，黄仁勋入读俄勒冈州立大学电机工程专业。上了大学，学习是一部分，谈恋爱自然也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但就像黄仁勋常在公开场合提到的：“那里大概有250个电气工程专业的学生，但只有三个女孩”，想在这里脱单并不容易。
不过，黄仁勋是一个擅长运用优势的人，上一次他靠写作业拿下“校霸”的信任，这一次他用写作业俘获女神洛莉·米尔斯（Lori Mills）的青睐。由于他是班级里唯一一个看起来像“小孩”的学生，所以他判断米尔斯对他的第一印象一定是觉得他很聪明。他跑去跟米尔斯搭讪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想看我的作业吗，如果你每个周末都跟我一起做作业，你一定会拿满A+。”相比马斯克邀请莱莉去看火箭发射，写作业这个理由显得质朴又实用。
就这样，每个周末，米尔斯接起电话，都会听到电话那头一句“Time to do homework”。而黄仁勋也总会偷偷先把题目都做一遍，每道题目都能“秒杀”一度让米尔斯觉得他是一个天才。长期的“作业搭子”让两人情愫暗生，17岁时，米尔斯问黄仁勋未来想做什么，他的回答是在30岁时担任一家公司的CEO。在最近香港科技大学的对谈上，黄仁勋回想起这件事情称：“我根本不知道当时自己在说什么”，但极具宿命感的是，13年后，30岁生日当天正是黄仁勋在英伟达工作的第一天。
毕业时，黄仁勋有两个选择，一是去初具规模的AMD，二是去初创企业LSI Logic。两者业务的差异在于：AMD的重点落在芯片研发，而LSI Logic的重点是打造用于芯片设计的设计工具。
黄仁勋坦言，在学校的时候，并没有想清楚二者的差异。
后来，黄仁勋选择加入了AMD，因为他在学校的实验室里看到AMD贴了一张海报，海报里是世界上第一个双极微处理器，这勾起了黄仁勋的兴趣。昔日的老东家很难想象，这个略显稚嫩的年轻人会成为未来市场上最可敬的对手。在AMD的日子，黄仁勋印象最深的的是公司的圣诞派对，也是在这派对上，黄仁勋向米尔斯求了婚。
黄仁勋出席很多场合都穿的黑色皮衣正是米尔斯和女儿为他挑选的，这让他在公众的视野里塑造出“皮衣刀客”这一形象，常以相同的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有助于企业家为自己的公司营造一种稳定形象。
在AMD工作两年后的某一天，黄仁勋接到了跳槽去LSI Logic的同事打来的电话，这次交流使他对LSI Logic打造芯片设计工具的愿景产生了深刻的共鸣。
顺其自然地，黄仁勋加入了LSI Logic，在这里，他们打造出“设计方法论”，即遵循一组严格的规则，以便设计工具能够理解设计的内容，从而进行设计优化。这个想法改变了黄仁勋看待世界的方式，他认为设计工具比设计本身更重要，也让他明白了“硅谷”从何而来，所有的想法落地都需要在“硅”中实现。
任职于LSI Logic期间，黄仁勋结识了现代最重要的计算机架构师安迪·贝托尔斯海姆（Andy Bechtolsheim），安迪起初是英特尔的员工，由于公司安排他到俄勒冈州上班，他在一周后便辞职，并创立了Sun Microsystems。后来，Sun Microsystems找到LSI Logic希望进行合作，而双方派出的三位工程师正是英伟达的三个创始人。
黄仁勋在LSI Logic积累了后来创业最重要的三项资源：一是能力，LSI Logic的研发和销售部的经历让他成长为具备技术与销售能力的复合人才；二是贵人，黄仁勋的上司威尔弗雷德·科里根（Wilf Corrigan）后来帮黄仁勋拿到了来自红杉的第一笔风投资金；三是伙伴，英伟达另外两位联合创始人柯蒂斯．普里姆（Curtis Priem）和克里斯．马拉科夫斯基（Chris Malachowsky）与黄仁勋正是在此相识。
创业是积累后的蓄势待发。
02. 用「CEO数学」掌舵英伟达
上世纪90年代，全球半导体行业方兴未艾，太多梦想家希望在这个市场里分一杯羹。
恰逢普里姆和马拉科夫斯基开发的项目在Sun Microsystems遭到冷落，二人便萌生出另立门户的想法。创业的第一步是搭班子，他们在这个行业里最熟悉并最信任的别无他人，正是合作已久的黄仁勋。
二人找到黄仁勋对他说：“嘿，Jensen，你是CEO对吧”，就这样，本不情愿的的黄仁勋“莫名其妙”地当了CEO，并出资200美元拿了20%的原始股份，按照今天英伟达的市值计算，如果黄仁勋还持有这些股份，这笔投资将为他创造超过100亿倍的回报。
英伟达（NVIDIA）一名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基于3D图形芯片的产品定位，二是三人想打造出令竞争对手嫉妒的产品。因此，采用“NV”指代下一代计算机视觉，结合拉丁语中译为嫉妒的“Invida”一词。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每一个巨头的成长都裹足了传奇色彩，就像谷歌起家于员工的车库、字节跳动从锦秋家园走到全球230个办公室，英伟达也不例外，他们的第一个办公点选在丹尼餐厅，一个充分贴合创始人意志的地方。
对于创业要做的事情，黄仁勋有两条原则：一是所选择的事情必须足够坚定和热爱，这是克服困难把事情做成的保障；二是必须选择正确且困难的事情，寻找到正确的方向后，困难确保团队能够长期做一件有挑战的事情，这是黄仁勋留住顶级人才的秘籍。事实证明，黄仁勋的判断没错，时至今日，英伟达的大量功勋员工在工作二三十年后仍选择留在这里，而老黄每次提起都面露骄傲。
做为那个年代的“Z世代”，黄仁勋经历的是电子游戏的崛起，他把自己定位为“游戏一代”，即第一代感受到电子游戏多巴胺的人，吃到游戏大发展的红利，而且笃信这个事情会发生。他将自己的判断告诉前老板科里根，本就不想他离开的科里根听完后对他说：“你会回来的。”
半导体技术切入游戏行业的点是优化游戏的视觉呈现效果，从而提高玩家的游戏体验，所以黄仁勋希望做出一款3D图形处理器。
两年后，英伟达的第一款产品NV1发布，这款集3D图形处理、视频处理、音频波形表处理、IO端口、游戏端口、加速功能及UDA编程模型多种功能于一体的产品并没有赢得市场的青睐，反而因为花里胡哨和价格太贵，发出货物的99%都被退了回去。
NV1的破发让英伟达走在破产的边缘。危急时刻，日本游戏厂商世嘉发来邀请，与英伟达合作开发NV2芯片。
当时，英伟达的技术基于一种不正确的假设。制作芯片所需要的DRAM（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每个的成本是50美金，而基于当时的产品设计需要4个DRAM，单这项支出就达200美元，所以最终的产品定价大概为1000美元。
但DRAM受市场供需变化价格波动很大，市场需求下降会让DRAM的价格“大跳水”。其他的厂商为了降低DRAM带来的成本，选用了微软推出的新的编程架构。但英伟达则是通过改良技术降低成本，但没想到DRAM价格骤降至５美元让这种成本优势不复存在，而且英伟达还走向与市场主流编程架构背道而驰的路线。
沿着错误的道路走，肯定不会把英伟达带到正确的地方。面对这样的局面，黄仁勋问了自己两个问题：我们相信这项工作吗，这是一件很难但可以长期做的事情吗？我的队友是我想与之一起奋斗、一起熬夜的人吗？
得到了肯定的答案，他们就建立起了足够的信心资本去重新开始。
当时的情况，在90家公司中，英伟达毫无疑问是最后一名，因为他们与主流路线完全背道而驰了。但在黄仁勋的视角中，成为最后一名与成为第一名一样有好处，做最后一个意味着你是第一个了解其他所有人战略的人。
他把所有人力和向世嘉求得的资金全部投入到一个领域，黄仁勋的判断是：“如果这是你最后一手牌，打完后你不会再回到牌桌上，这时候你会打出一手不一样的牌。”走投无路意味着必出奇兵，因为企业管理的内核是资源管理，如何安排手中的资源决定企业的命运。
英伟达选中一条道路后不计成本地投入，当时账上的钱只能支撑英伟达活九个月，九个月后如果做不出成果，那英伟达必死，因为错过了这九个月的窗口期就需要重新找钱，但市场上有其他90家比英伟达做的好的公司可以给钱，投资方没有理由选择英伟达。
面临大考，英伟达必须“一次过”，他们需要把前期所有的流程都准备好。团队找到了一家名为Icos做仿真器的公司，仿真器可以模拟和重现真实系统，很适合前期流程的准备。当时黄仁勋购买Icos模拟器也是无奈之举，因为英伟达内部有一条原则，就是初创公司不找初创公司合作，他们认为这样风险太大，双方都有随时倒闭的风险，而且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后来，购买这个机器花了上百万美元，这是英伟达三分之一的积蓄。
黄仁勋打算做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图形芯片，不计成本，做出来就是胜利。提出代工需求后，台积电觉得英伟达疯了，因为这个芯片太大了，黄仁勋的回答是：“那太好了，我就是要世界上最大的芯片 。”
幸运的是，英伟达成功地推出了世界上首款仿制的PC芯片RIVA 128 NV3，团队认为这是当时最完美的芯片，在此，黄仁勋又确立了一条原则：“如果不知道芯片是否完美，就不应该进行流片。”
但当时的英伟达已经没有钱流片，黄仁勋的做法是，不告诉厂商自己没钱，先生产出来再说。与“黄氏定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黄仁勋曾在采访中坦言，6个月就能让GPU性能翻倍的言论是不确定的，存在“吓唬人”的成分。但他认为这也正是领导力的体现，正如美国登月的故事一样，没人知道是不是真的能做到，但说出来一方面能在市场上引起极大的关注并起到引领作用，让其他人都去追赶你，另一方面是在内部确立起做事的标准，团队知道要往什么方向靠。
RIVA 128的成功，终于让英伟达走上了正轨。1999年1月，英伟达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在接下来的几年，接连发布了RIVA TNT2和NVIDIA Vanta两大处理器产品，以及全球首款GPU GeForce 256。
量变引起质变，多产成功的产品走向市场后，2006年，英伟达推出了适用于其GPU的通用编程接口CUDA，最初发布的时候市场的反馈并没有达到黄仁勋的预期。CUDA进入的0亿美元市场实际上摧毁了他们当下拥有的10亿美元市场，因为CUDA增加了芯片的成本但并没带来收益。黄仁勋称：“当我们发明它的那天，这项技术没有任何价值，每当我们发布新技术的时候，我们的收入就会减少，技术被采用后，盈利的速度又会快速增长。”
黄仁勋打造CUDA基于两个判断，一是3D图形作为加速器或仅作图形渲染工作是不可持续，必须让3D图形处理器可编程，这样它就可以成为表达艺术的媒介；二是摩尔定律会走向失效，这个时候就要加速软件，而不是加速硬件。但这代技术的跨越几乎毁掉了英伟达，因为投资人和客户在最开始的阶段并不想为黄仁勋的天马行空买单，公司的市值很好地反映了市场情绪，一度跌落至10亿美元左右。
当客户告诉你不要做某事的时候，你会怎么处理？在这个节点上，黄仁勋选择“忽视客户”，因为行业的共识尚未形成，客户不明白自己要什么，做为那个看清楚的角色，公司需要坚定自己要做的东西。
黄仁勋的创新意识这么强，一部分原因是他知道要怎么在巨头面前活下来，微软和英特尔这种“平台”型公司需要考虑到所有用户的需求，要在巨头眼下谋利，只能寻找“缝隙市场”，就像汽车行业里的法拉利以及刚进入PC市场的苹果。而且，吃过亏的黄仁勋深知，“功能融合”式创新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决策，只有融合后产品的性能提升但价格下降才能在市场上立足，否则就像NV1一样，容易竹篮打水一场空，失去原有的市场。
死里求生和高歌猛进让黄仁勋看起来好像总能找到“模糊的正确”，这都源于他在俄大EE Fundies课程上学到的掌舵的精髓。Amort教授总在课程上使用整数，例如0.68这个数他就会用0代替，这原本让黄仁勋在学习的过程中感到非常痛苦。但后来，他才意识到错误的准确性是毫无意义的，理解一个主题的首要原则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Amort教授让学生明白怎么抓取重点，了解细节固然没错，但更重要的是不能失去大局。直到现在，黄仁勋处理公司的内部事务都还是会选择用整数去描述，整数可以用于讨论任何主题，英伟达的员工称之为“CEO数学”。黄仁勋称：“CEO数学出奇的准确，因为最重要的变量永远不会被忽视。”
03.黄仁勋如何成为最「AI-Native」的芯片主
CUDA发布后，市场的反馈并不热烈，最先感受到其强大的正是站在人类智慧金字塔顶端的科学家。人工智能大牛吴恩达受学生的启发，把学生在宿舍搭建的GPU服务器用于深度学习实验和训练神经网络，由于CUDA可以并行处理任务，其训练的速度比原先提高了上百倍。而这名学生正是伊恩·古德费洛（Ian J. Goodfellow），现今苹果特别项目组机器学习的负责人。
而现今人工智能界最炙手可热的科学家，深度学习三巨头中的杨立昆和辛顿也同样在使用英伟达的技术。深度学习高度依赖算力，算力是推理的基础，辛顿还曾向英伟达发过求助邮件称：“我刚刚告诉了1000个研究人员去买英伟达的显卡，你们可以送我一张免费的吗”。
可见，起初黄仁勋并不是人工智能的信徒。21世纪初，人工智能并没有引起业界重视，图像识别和语音识别等功能进展缓慢，在这个冷门的研究领域下，还有一个更冷门的子领域，即“神经网络”。深度学习研究员卡塔扎罗（Catanzaron）称：“当时，我的导师劝我不要研究神经网络，因为它已经过时了，很多人认为没什么用。”
当时，市场的新风向是移动终端设备。2007年，iPhone一代横空出世。2010年，手机这一智能终端处在爆发的前夜，黄仁勋的重心落在手机芯片市场，他深知错过比做错的成本高太多，英伟达发布Tegra系列手机芯片进入市场。
2013年9月5日下午2点，北京国家会议中心里正在举办小米3的发布会，出席会议的，除了雷军，还有黄仁勋。
彼时，为了推销自己的Tegra系列手机芯片，做为乙方的黄仁勋，在本就谦虚的雷军面前显得更为谦虚。雷军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欢迎着黄仁勋到场，黄仁勋一路小跑上台，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说了一句：“大家好，我也是米粉，大家米粉吗”做为他演讲的开场。
在台上，黄仁勋带着略显窘迫的表情，搂着雷军的肩膀说：“雷军说不可以讲英文要讲中文，可是我在美国长大，所以中文讲得不好，你给了我一个机会可以介绍英伟达”。这段视频流传甚广，网友锐评“疑是老黄早期带货视频流出”，而究其自带流量的原因，正是由于如今英伟达登顶全球市值第一所展现出的反差极大地满足了吃瓜群众的爽感。
黄仁勋对于手机芯片的意图，路人皆知。但手机芯片与PC芯片终究是隔着楚河汉界，英伟达用做PC芯片的逻辑去做手机芯片给人一种用大炮轰蚊子而且还没轰到的感觉。在PC上大显身手的可编程GPU核心在手机端略显鸡肋，这使得GoForce系列逐渐没落。后续发布的Tegra系列也因为架构老旧、能耗过高以及缺乏价格优势等原因，逐步丧失市场竞争力。
“一旦你知道这是一条死胡同，就立即改变路线”，黄仁勋在斯坦福大学的演讲中说到。2012年，人工智能行业迎来初春，英伟达的CUDA和GPU让深度卷积神经网络AlexNet一举夺得当年的ImageNet大赛冠军，辛顿称：“这是一代范式的转变。”大量投资机构的钱流入这个领域，黄仁勋看到加速计算在人工智能行业的潜力，英伟达掉转车头，重心逐渐向专注于人工智能领域的芯片倾斜。
2016年，黄仁勋把英伟达第一个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DGX-1送给了刚刚成立的OpenAI，并在主机上写下“致Elon和OpenAI团队，为了计算和人类的未来，我捐出世界上第一台DGX-1！”。a16z的联合创始人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称：“我们一直在投资许多将深度学习应用于各个领域的初创企业，而每一家企业实际上都是在英伟达的平台上构建的。”再回看这一幕，颇有“人类群星闪耀时”的风采。那时，黄仁勋就已经开始喊上他的经典口号：“利用人工智能来解决曾经无法解决的问题。”
人工智能的发展让黄仁勋尝到了另一个甜头，对于芯片厂商来说，要把图形处理功能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每一次颠覆都是痛苦的。而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模拟一切，例如模拟光的路径，因此研究人员只需要计算出一个像素，然后用人工智能想象出剩余七个像素，相较于以往的人工研究，带来了效率上很大的提升。
2017年，英伟达的GTC大会上，发布的所有内容都围绕着AI和深度学习展开。外界对英伟达的评价是：“哪里有人工智能，哪里就有英伟达”。黄仁勋没有押错，一个月后，谷歌发布人工智能领域值得载入史册的论文“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Transformer横空出世，这篇被引突破10万的论文，也就是后来大模型技术的根基。
提早的布局让英伟达在人工智能时代如鱼得水，也让他们有能力去承接“泼天的富贵”。2022年年底，OpenAI发布ChatGPT，2023年1月末的月活用户就突破了1亿。似乎一夜之间，全球掀起大模型逐竞的浪潮，抢占这波红利高位只有三个要素：“算力，算力，还是算力。”
从大厂到创业公司，都在追求算力的叠加，彼时，囤货英伟达的A100成了国内京东等电商平台的头号战略。甚至，连二道贩子都能在这个疯狂的市场上赚得盆满钵满，巅峰时期，两块英伟达的A100芯片就能在国内购买一辆奔驰E级轿车，有从业者称英伟达的芯片卖出了比特币的感觉。此后，英伟达一路高歌，而算力也成为了硅谷甚至全球科技产业真正的“通用货币”。
黄仁勋成了造富的神，英伟达投资的云算力供应商CoreWeave号称全球最大的“算力黄牛”，仰仗着英伟达优先供应的算力，2023年，CoreWeave在四个月内估值翻了近四倍，成为市值70亿美元的独角兽企业。
但太过耀眼总会刺伤别人的眼睛。
“AI时代买铲子的人”、“AI军火供应商”，顶着这些名号的黄仁勋让英伟达跟其他大厂的关系变得微妙。为避免受制于英伟达，许多头部大厂开始下场开发自己的AI芯片，例如亚马逊近日宣布了登月计划，力图开发内部的AI芯片，以此减少对于英伟达的依赖。老对手英特尔和AMD也没闲着，都在加快AI芯片的研发步伐。面对这样的市场状况，黄仁勋将其解读为积极信号，资金、技术和人才的涌进会推动行业的发展，且竞争与合作是交织的，英伟达与其他厂商也不完全是竞争对手的关系，就比如他们常购买一些AMD的产品。
行动比想法实在，英伟达已经把人工智能渗透进入整个组织以及产品框架。对于行业的判断，黄仁勋认为人工智能实际上是在生产智力，将会走过三个阶段：通过大量数据得出现有的正确的答案，到通过大量的数据得出当下没有但需要人工证实的答案，最后是用大量的数据得出当下没有但准确的答案。
雷峰网参考资料：
How Jensen Huang’s Nvidia Is Powering the A.I. Revolution | The New Yorker
黄仁勋斯坦福讲座：Jen-Hsun Huang: Stanford student and Entrepreneur
黄仁勋演讲：成为Nvidia CEO的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