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人,也能成就不凡
文|《中国企业家》记者 梁宵
编辑|米娜
头图来源|视觉中国
2024年3月,海南三亚的玉米地里,一位70多岁、老农模样的人指着不远处调侃道,“看,天天跟着我一块儿下地干活的,就是‘亿万富翁’的太太”——他口中的亿万富翁,说的就是自己。
他是李登海,这个名字可能并不为人所熟知,但是他的产品却影响了数以亿计的人群。据统计,他培育并改良的玉米种子,在中国累计推广达10亿亩,将每亩地可供养人数从此前的1人提高到4.5人,李登海也因此被称作“中国紧凑型杂交玉米之父”。在农业科学界,很多人会提到“南袁北李”,“南袁”指的是袁隆平,而“北李”之一就是李登海,另一位是李振声——中国小麦远缘杂交育种奠基人。
但与其他两位不同的是,李登海并非专业出身。1966年他初中毕业即回家务农,是“中国种业十大功勋人物”中唯一一位农民科学家;而这位科学家又极具产业和商业敏感性,早在1985年就组建了“公司”。如今,他一手创办的山东登海种业(下称“登海种业”)跻身中国种业企业前三强,李登海也因此常常入选富豪榜,还一度成为莱州首富。
从农民到科学家,从出身贫苦到身家数十亿,这位生于1949年,与共和国同龄的老人,在风云变幻的时代际遇中挺身而出。最早他只是出于摆脱饥饿恐慌的个人和家庭小梦想,之后则生发出比肩世界最高水平、造福更多人的大愿望,李登海就这样在玉米地里耕耘了50多年,他的辛苦和牵挂交付于此,他的喜悦和成就也收获于此。
这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一代人的故事。同样生于1949年的作家路遥曾在其描摹中国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城乡社会生活的作品——《平凡的世界》中唱出对劳动者的赞歌,书中写到:“一个即使最平凡的人,也得要为他那个世界的存在而战斗……人类生活的大厦从本质上说,是由无数普通人的血汗乃至生命所建造的。”
这句话,也正可以作为李登海们故事的注脚。
“我这个人道道不多,就是有点犟脾气”
李登海在玉米育种界的一大突破性贡献,就是培育了紧凑型玉米这个新品种。
表面上看,紧凑型玉米的叶片是向上伸展的,不会遮盖到相邻植株的采光,这样在大面积种植的时候,就可以减小株距,增加密度,相应也就能提高玉米的亩产规模。
听起来简单,但业内人士深知其中的难度,一般来说,一个玉米新品种从培育到成功,几率只有12万分之一。因此,从传统的平展型玉米到紧凑型玉米,无异于一次革命性的飞跃。
1972年,23岁的李登海决定放手一搏。他1966年初中毕业后就回乡务农,当时已经担任山东莱州后邓村农科队队长。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得知美国先锋种业公司培育的玉米亩产量已经达到了1250公斤——是中国当时玉米最高亩产量的10倍,“听说公司创始人华莱士是个美国农民,我是中国农民,他能开创美国的高产纪录,我要开创中国的高产玉米纪录。”李登海回忆道。
他由此提出了要进行“亩产1500斤”的玉米新品种试验,不过在当时,这样的豪言只可能被当成狂言,因为在村里人看来,省内外科研部门都在攻关这个目标,人家有才识有学问,你一个农民有什么?
“我这个人道道不多,就是有点犟脾气。”李登海很了解自己,“什么事一旦让我看准了,迷上了,就非迷到底不可,不迷出个道道来是不肯罢休的”。
实际上,这种犟劲正是农业科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袁隆平曾在给西南大学学生的回信中提到:“有人问我,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我想没有什么秘诀,只有八个字:知识、汗水、灵感、机遇。”
对于李登海来说,机遇可遇难求,知识则是要尽快补足的,因为他知道,只有科学种田,才能真正实现高产目标。
李登海开始恶补,快速学完了十几种基础理论书籍,写下了二十余万字的读书笔记和实验记录,整理了二十多项有关育种、栽培、肥料等方面的实验材料,甚至有一次,他熬夜苦读,睡着后将忘记熄灭的煤油灯碰倒,差一点引发火灾。
1974年,李登海进入莱阳农校深造,用一年时间学完了原本四年的课程,离开的时候,老师交给他20粒种子,是从美国专家手里得到的分离自交系的基本材料“XL80”,这成为李登海玉米育种研发的一个关键起点,此后的120多天里,在实验了4000多个组合、考察记录了50多万个数据后,李登海终于从“XL80”的种子里,分离选育出“掖107”这棵较为理想的植株。
万里长征终于迈出了第一步,接下来则是周期更长、风险更多的培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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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培育一个玉米品种的周期通常要8到10年,因为在北方种植,每年最多可收获一季,为了缩短周期,山东人李登海决定离乡背井,来到一年能收获三季的海南。
当时的海南,可不是今日所见的旅游圣地,那是1978年冬天,李登海坐了汽车、换了火车、又改乘轮船,辗转了八天八夜才来到海南,他和同伴们驻扎在三十多摄氏度的山沟里,住的是四面漏风的草棚子,吃的是从家乡背去的萝卜干,还要提防无处不在的蚊子和毒蛇,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
这些困难都不在话下,更大的煎熬是意外的突袭,李登海坦言他当时哭过好几次。一次,大风加着冰雹肆虐40分钟之后,玉米地里已经颗粒不剩;还有一次,附近老乡的水牛把刚刚冒头的玉米苗踩得片甲不留……
意外一路跟着玉米往上长,1978年,海南研发基地的玉米第一次得以收割,但产量不及预期,李登海又用了一年的时间,改良了植株,结果又一个打击接踵而来:“花蕊包在玉米棒里,无法授粉”。
总是一次次碰壁,又一次次迎难而上。
就像李登海说的,“玉米高产科研攻关就像爬山,过了一道梁儿,还有一道坎儿,登攀新高度越来越难。”那些年,李登海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就是《三百六十五里路》,他感觉那些歌词像是专门为自己写的,“为了理想我宁愿忍受寂寞,饮尽那份孤独;三百六十五里路啊,从故乡到异乡,三百六十五里路啊,从少年到白头……”
忍住孤独和等待的李登海,也终于迎来了自然的馈赠。1979年秋,紧凑型玉米品种“掖单2号”产量达到776.9千克,在口出“狂言”7年之后,他终于兑现了1500斤亩产量的目标。而创下国内夏玉米单产记录的李登海,刚满30岁。
那也是中国各种农作物培育在历经漫长苦熬,终于迎来“大丰收”的几年。1973年,比李登海年长19岁的袁隆平首次培育成功籼型杂交水稻,距离他发现第一株天然杂交水稻过去了12年;1978年,在22年的持续推进下,李振声所带领的课题组培育出高产、抗病、优质的小偃系列小麦新品种,中国远缘杂交小麦育种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中国粮食总产量也从上个世纪70年代的2亿吨增产到90年代的5亿吨——粮食安全从来不是一个人的独自远征,而是几代人的集体接力。就像《平凡的世界》中所说的那样:只要能切实地收获,劳动者就会在土地上产生一种艺术创作般的激情。
而作为其中的一位“土地艺术家”,李登海的创作激情从未熄灭,在“掖单2号”之后,李登海和他的团队先后培育“掖单6、7、9号”等高产玉米良种,不断刷新玉米高产纪录。1989年,“掖单13号”亩产达到1096.29公斤,打破世界夏玉米纪录,2005年又以亩产1402.86公斤的数据刷新了这一纪录。
凭借于此,李登海也终于成为比肩华莱士的农民科学家——他们一位是世界夏玉米高产纪录保持者;一位是世界春玉米高产纪录保持者。据说,他们也是在世界玉米栽培史上唯一有档案记载的两个人。而与华莱士同样,李登海也即将从农业的种植园迈入商业的种植园。
“我就是个农民”
1984年,李登海被提拔为县科委副主任,可6天之后,他就辞任了,“要做大事业,不要做大官”,在他看来,玉米育种才是自己想要倾尽全力去做的大事业。
机遇跟着来了,而李登海也是一个善于抓住机遇的人。
1985年,《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下发,李登海看到了育种产业化的机会,他自筹资金2万元,建起了后邓试验站——中国第一个从事玉米育种的产业化民营试验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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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登海种业的前身,看上去不无简陋,不过三间老屋、几条麻袋、几个箩筐、农具;团队里的人大部分都是农民。但在过去的13年,他们已经培育出32个玉米新品种,积累了几千份玉米育种材料——这些才是登海种业最大的资产,也是李登海征战商场的有力武器。
几把
这位外表质朴的农民科学家,做企业也自有一套质朴的策略。众所周知,种子是一种典型的期货类产品——买卖交易的不是眼前的实物,而是春种秋收之后一个未知的预期,如何才能让老百姓放心购买?扎根已久的山东市场还好说,如何让登海的种子走向全国?
用李登海的话说,就是“要在老百姓眼皮子地下搞生产”,那些年,登海种业在宁夏、内蒙古、辽宁等25个省设立了800个示范田,一个秋收过后,登海玉米种的收成一目了然,事实胜于雄辩,全国各地的订单一下子络绎不绝。
而在另一方面,李登海又显示出一个商人的精明和果断,他不仅埋头苦干,也善于草船借箭。1997年,李登海以2400万的代价收购了5家种子公司,扩充了登海种业的实力,在他看来,“如果从头做起,玉米产业化至少要晚10年”。
一手市场,一手并购,李登海在最初那个简陋寒酸的试验站上不断增砖加瓦,1987年后邓试验站变成了掖县玉米研究所,1993年又升级为莱州市农业科学院,之后又借由企业改制,成立了莱州市登海种业有限公司,之后又扩展为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登海种业与先锋种业成立了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种业公司,中资占股51%。
从科学家到企业家,李登海的角色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忙。当时一篇报道记录了2002年9月的某一天,李登海的行程如下:上午10点乘坐飞机降落在甘肃敦煌,随后乘车赶到酒泉,直接钻到大田察看制种玉米的长势——中间连口水都没顾得上喝;中午简单用餐后,驱车奔张掖、武威,边察看玉米长势,边询问有关情况;当晚驱车赶往宁夏,晚上10点半到达用餐——一天跑了900公里。
大部分时间,他还是在玉米地里,在完成了紧凑型玉米育种之后,他开始研究“超级玉米”,并在2005年取得了重大突破,其中一个超级玉米新品种“登海超试1号”亩产达到了1402.86公斤,这也意味着,在1989年创造夏玉米高产纪录16年之后,李登海再一次刷新了自己的世界纪录。
也是在同一年,登海种业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成为深沪股市第三只以个人名字命名、第二只以科学家名字命名的股票。
第一只以科学家名字命名的股票,是2000年完成上市的隆平高科,不过两者背景完全不同,隆平高科尽管借用了科学家袁隆平的名义,但后者不担任公司任何职位,也不参与公司管理,只持有占比2.38%的股票,按照当时上市的收盘价计算,这些股票市值大约1亿元。
与之相比,李登海则是登海种业的实际控制人,也直接参与经营管理,公司上市的时候,他除了直接持有公司8%的股份之外,还通过第一大股东莱州市农科院间接持有公司48.27%的股份,持股总计56.27%。因此,登海种业上市当日,创始人李登海的身价超过11亿元,而后更是随着公司市值的攀升水涨船高,根据《2023胡润全球富豪榜》的信息,当时李登海已经坐拥百亿元财富。
但李登海的生活却没有太大的变化。他还是像以前那么“抠门”:日常食谱基本上就是大葱蘸酱、玉米面粥、玉米豆子饭、大菜包子;坐飞机也是选择经济舱的打折票。绝大部分时间,他都泡在玉米田里,过的是“玉米时间”——没有星期天、节假日,天刚刚亮就下地,黑透了才收工。“从根上讲,我就是个农民。”李登海说,“做玉米育种,就得甘心一辈子做个庄稼汉,年年月月侍弄它。”
对于李登海来说,玉米育种才是一生的事业,而企业经营只是其中一个阶段。2013年,64岁的李登海辞去登海种业董事长一职,只保留了登海种业名誉董事长的头衔,到现在为止,登海种业已经进行了四次董事长的交接班,接任者都是公司的老员工。
但李登海之子李旭华并不在其列,甚至都没有在登海种业中担任任何管理职务,他1997年高中毕业就进入了玉米地,从科研助手开始,一直跟在李登海身边做科研育种工作,也经常听这位科学家父亲不厌其烦地叮嘱,“他说不希望我继承他的企业,要继承他的事业,(玉米)高产道路事业。”
如今,这位75岁的老人,还保持着一个老习惯,每天起床后都到玉米地里转转,听听“玉米拔节的声音”。“在玉米地里的那种舒畅的感觉,你们是体会不出来的。搞科研有时候也会觉得累、觉得厌倦,但一到玉米地里,心情就会愉快起来——满眼都是绿色的希望。”
他真的觉得,这才是可以流传后代的最丰厚的财富。
参考资料:
《十七大代表访谈:专访中国玉米杂交之父》,新华网
《李登海:一个农业科学家的使命与奇迹》,大众网
《李登海:“中国紧凑型杂交玉米之父”的50载玉米情缘》,海报新闻
《李登海“我就是个农民!”》,大众日报
《山东南繁故事——育种家的热爱、痴迷与情怀》,大众日报
《李登海:一粒种子寄家国》,央广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