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廖群 系信和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海南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24 年 3 月，国务院印发《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设备更新，就是新设备置换旧设备；消费品以旧换新，则为以旧产品换新产品，两者本质上都是“去旧换新”。“去旧换新”对于今后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意义不可低估。就有效性而言，在需求不足形势下，要促使经济继续增长，就要创造需求，且为更快地达到供求平衡也需减少供给。“去旧换新”正是达到了以上两个目标。“换新”直接地创造了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去旧”减少了供给，既为“换新”腾出了空间，打开了需求之门，又促使供求加快平衡，为今后的经济增长创造条件。除此逻辑上的显然性之外，更应该看到，“去旧换新”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性在我国显著地高于在他国。这是因为，我国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一个重大区别是，发达经济体产品质量比较均衡，新、旧产品质量上的差距不大，“去旧换新”的需要、动机和边际效应不那么强；而我国虽产品总量供过于求，但产品质量分布不均，新、旧产品之间质量差别很大，“去旧换新”的需求、动机和边际效应明显更强。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相比，我国也有很大区别，即在这些经济体虽旧产品质量比我国更差，但新产品质量也显著低于我国，因而“去旧换新”的需求、动机和边际效应也低于我国。的确，在我国，一方面，很多旧产品质量难以令人满意，比如城镇居民住房存量中有一半左右是质量上离现代化住房标准尚远的非商品房；另一方面，新产品质量却达到了或引领世界前沿水平，如新能源汽车、互联网、光伏、手机、家电等，新、旧反差明显。这意味着，我国“去旧换新”具有比其他国家更高的有效性。所以说，“去旧换新”对症下药，是有效缓解当前我国经济供需矛盾和经济增长压力的良方。
不仅有效，而且必要。过去 40 余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需求动能在 2000 年之前是由商品供不应求和人口增长所驱动的内需数量型扩张，之后是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效应所带动的外需数量型扩展。但现在内需方面数量型扩张势头面临供求关系的根本性改变和人口增长由正转负；外需方面国际经贸摩擦日益加剧，快速扩张势头也难以持续。在这种形势下经济如何才能实现中高速增长呢？那就要通过质量提升来创造新的内需。在过去的经济增长动能减弱或消失的情况下，要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和持续崛起，“去旧换新”不仅是良方，而且是必由之路。有鉴于此，应像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那样，在我国范围内形成一个“去旧换新”的经济浪潮，促使全国各地和各行业推进和实施“去旧换新”，以夯实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
令人鼓舞的是，政策层面“去旧换新”战略的实施方案正在陆续出台。比如，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支持，根据地方财政实力，中央财政对东部、中部和西部省份汽车的“以旧换新”分别给予 50%、60% 和 70% 的财政补贴，重点支持新能源汽车和 2.0 升及以下排量燃油乘用车；超过 50 个城市已经推出了住房“以旧换新”方案。在设备更新方面，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 5000 亿元人民币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已经落地，激励引导 21 家商业银行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重点领域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项目的金融支持力度，同时中央预算内投资、转移支付和专项补贴等支持设备更新的支出势必加大。2024 年 7 月 25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又专门发文，统筹安排 3000 亿元左右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加力支持“去旧换新”。
但要形成一个“去旧换新”的经济浪潮，仅靠政府的支持措施是不够的。浪潮的载体是消费者和企业等市场主体，而且其体量及所涉及的资金规模也非政府所能独自承受，需要市场主体共同承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活动也必然要遵循市场规律，依靠市场主体来培育、推进与实现。2024 年 7 月 26 日，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召开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金融工作推进会，会议强调要坚持市场为主、政府引导，坚持鼓励先进、淘汰落后，坚持标准引领、有序提升；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基础上，政府出台激励政策，金融机构自主决策、自担风险，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发放贷款，切实提升金融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能力和质效。因而，虽由政府启动、引导和激励，市场主体仍是“去旧换新”浪潮形成的决定性因素。
如何使得市场主体形成“去旧换新”的经济浪潮？首先是资金问题。“去旧换新”意在创造需求，解决需求不足问题。需求或有效需求关乎支出意愿和支出能力两个方面，具体情况因人和企业而异：对低收入居民和低盈利企业而言，是支出能力不足问题；但对中高收入居民和中高盈利企业而言，则是支出意愿不足问题。笔者认为，对当前我国经济而言，主要是支出意愿的问题。将我国的国民储蓄率（国民储蓄占 GDP 的比重）与他国比较，这一情形就应该比较清楚了。2022 年我国国民储蓄率高达 46%，无论是与发达国家还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都大幅领先，比位居第二位、第三位和第四位的印度尼西亚、韩国和越南分别高 9 个、12 个和 13 个百分点，比西方发达国家高16 个百分点以上，比美国更是高出 28 个百分点。同时，1979 ～ 2023 年全国居民储蓄存款年均增长 21.2%，大大快于名义GDP 的增速。可见，当前我国市场主体的储蓄意愿强烈，相应地支出意愿不振。因而，当前我国经济需求不足，主要不是因为市场主体的支出能力不够，而是其支出意愿不足。
“去旧换新”提供了一条解决需求不足的途径，也要通过市场主体来实现，其能否成功关键也在于能否实质性地提升市场主体的支出意愿。
提升市场主体的支出意愿，除了政府提供一定程度的补贴予以激励，更需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市场主体在消费或投资观念上、银行在金融支持上作出改进努力。
第一，市场主体须改变消费观念或投资观念，削减数量满足感和提升质量追求感，以接受“去旧换新”的理念。按传统观念，“去旧换新”是浪费，旧的还能用，为何要换新呢？这种观念在供不应求的产品短缺年代可能是美德，在供过于求的产品剩余年代却不值得提倡。能用不见得就用得满意，如很多设备陈旧落后，产出效率低下，产品质量不佳，还需经常维护。“去旧换新”如果意味着消费或产业升级，是向现代化方向又迈进了一步，就是值得的。试想，按我国现在所制定的战略发展目标，到 2035 年我国要达到中等发达经济体的水平，届时不应该是仍有很多个人和企业还在用陈旧的设备和产品，而是经济和社会由具备现代化标准的新产品全面覆盖，从而经济和社会整体性地焕然一新，才能说我们实现了这一战略发展目标。
第二，政府应将支持形成“去旧换新”浪潮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之一。首先应降低银行的存款利率，以减弱市场主体的储蓄意愿，相应地提升支出意愿。当前我国银行业的存款利率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处于较低水平，但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仍然偏高。除了近两年由于通胀高涨美国及欧元区大幅提高利率，在大部分时间我国的一年期存款利率都大幅高于美国、欧元区、英国和日本。
当前我国的名义利率水平，如一年期存款利率 1.35% 的水平已不算高，但若考虑到通胀率较低，实际利率水平在当今也不算低。我国的通胀率 21 世纪以来一直较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的涨幅也不断走低，前者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上半期的两位数下降到 2% 以下，后者则从两位数跌入负值区间。
通胀率较低一方面是需求不足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是导致实际利率水平偏高从而支出意愿不足的重要原因。高通胀固然有害，但过低的通胀率也危害不浅，一方面使得消费者不愿消费，另一方面又致使企业预期销售和盈利前景暗淡从而不愿投资，导致储蓄增加，支出减少。降低实际利率水平将为“去旧换新”创建一个友好的宏观金融环境。
第三，商业银行可在提升市场主体的支出能力和支出意愿两个方面都作出重要贡献。应该意识到，融资能力对于市场主体来说，既关乎支付能力也影响支出意愿。如前所述，低收入居民和低盈利企业的支出受到支出能力的限制，得到融资将直接增强其支出能力，同时也由于今后财务预期的改善而提升其支出意愿。对高收入居民和高盈利企业而言，能得到融资则在支出能力和支出意愿两个方面都促使支出规模杠杆性地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的确，对于“去旧换新”，无论是设备更新还是消费品以旧换新，特别是前者，融资的意义是不可低估的。我国间接融资占主导地位，银行贷款是主要的融资渠道，因而商业银行为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提供贷款将是对“去旧换新”的重要支持。其实，技术改造贷款就包括或主要就是设备更新贷款，消费信贷也自然可以扩充至消费品以旧换新领域，两者已分别是商业银行重要的公司业务和零售业务之一。技术改造贷款可以说是传统银行业务，与基本建设贷款共同构成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只是近年来随着工业技术改造需求的放缓而走软，应抓住大规模设备更新的机遇而振兴发展；消费信贷在我国虽也已开展多年但仍算是新型银行业务，相对来说仍是我国商业银行业务的一个弱项，应趁消费品以旧换新的东风培育新的增长点。
